媒體報道之後，堅守講臺40年的山西陵川縣積善村代課老師宋玉蘭終於拿到了上漲後的今年工資10800元。算下來，每個月仍然只有900元。拿著這點錢，宋玉蘭很知足，因為“生病的兒子買藥有錢了，今年過年走親戚也不愁了。”

　　但是，這900元工資絕不是此事的終點。

　　首先，宋玉蘭至今仍是代課教師身份本就不合理。代課教師由來已久，1984年底以前他們被稱為民辦教師。上個世界80年代，國家為提高教學品質，曾對民辦教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安排整頓，那次沒有被辭退的民辦教師絕大多數都已陸續轉正。此後，國家多次出臺有關文件，強調統籌解決民辦教師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是1997年出臺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國家每年安排20萬人左右專項指標，至2000年4年共計80萬人，有計劃地將合格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不符合要求的代課教師，則在給予保障的情況下堅決辭退。

　　宋玉蘭執教40年，也就是説她在1975年左右已經是代課教師。既然沒有被辭退，那她就具有轉正資格，如果考核通過，早就該是一名拿著財政工資的鄉村教師了。

　　但是根據報道來看，宋玉蘭連參加轉正考核的機會都不曾有過。她説，多年來自己一直反映，堵過領導的門，拍過領導的桌子，但始終沒有得到解決。每次找領導都是推來推去，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更關鍵的是，“那些條件不符的人家有關係都轉了，可我卻一直轉不了，有種被欺騙的感覺。”

　　如果説，這個先後教出了1000人、把兩代村民都“送出了山溝溝”的老師連參加轉正考核的機會都沒有，那是什麼人有資格轉正呢？這些年來陵川縣轉正的“代課教師”是否經得起陽光的檢視？有關部門應該給出答案。

　　像宋玉蘭一樣的代課教師曾經為我國的教育事業，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事業的發展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和努力。截至2008年，我國仍有超過31萬代課教師。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一朝一夕難以安置，教育部也曾經表示，解決在崗的代課人員，“沒有明確最後的期限”。

　　既然代課老師的存在短期內無法避免，那就應該讓他們享受勞動者基本的待遇。在薪酬方面，代課教師是簽訂勞動合同的勞動者，其工資至少不能低於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2015年6月1日起，晉城市提高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其中陵川縣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到1420元。換句話説，即便宋玉蘭的工資在2016年提高到900元，仍然比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低了520元。

　　而且，去年國務院出臺的《鄉村教師支援計劃(2015-2020年)》要求各地依法依規落實鄉村教師工資待遇，依法保障鄉村教師工資水準不低於當地公務員。而記者查閱陵川縣財政局公佈的2014年各機關決算報告發現，2014年陵川縣直機關工委實有工作人員9人，當年工資福利支出32.465萬元，平均每人年工資收入3.6萬元，平均每月3000元；縣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共48名，當年工資福利支出235.2663萬元，平均每人年工資收入4.9萬元，算下來月薪超過4000元。

　　就算不計較CPI、購買力，宋玉蘭“月薪”900元、“年薪”1.08萬元的工資也遠遠落後於當地公務員。雖然只是村裏聘任的老師，工資差距也不該這樣大。

　　更何況，宋玉蘭已臨近退休，卻什麼保障都沒有。《鄉村教師支援計劃》裏提到的“全面落實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依據學校艱苦邊遠端度實行差別化的補助標準；依法依規落實鄉村教師工資待遇政策，依法為教師繳納住房公積金和各項社會保險費；在現行制度架構內，做好鄉村教師重大疾病救助工作”，對她來説是太過遙遠的奢望，她關於“哪天起不來了”的擔憂也是政府部門的失職。

　　在積善村，宋玉蘭被稱為“小山村不滅的蠟燭”。蠟炬成灰淚始幹。這些鄉村的蠟燭既然燃燒了自己，為孩子傳遞了希望之光，我們就不能讓他們真的流淚流血。代課老師也好，鄉村教師也好，他們的編制、待遇問題必須得到進一步重視。(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佘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