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北京籠罩在重度霧霾之下，而在遙遠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雖然不能明確説霧霾和氣候變化到底存在什麼樣的定量關係，但確實觀測到季風指數在持續下降，即主要影響我國的冬夏季風都在減弱。這就使空氣更容易處於靜穩狀態，不利於霧霾擴散。”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吳紹洪説。

　　然而，確定的是，在巴黎大會發佈的《第三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簡稱《報告》）顯示，氣候變暖已給中國帶來嚴重的乾旱、洪澇及各種極端天氣，嚴重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正因此，此次大會有關氣候適應的議題頗受重視。

　　“如果全球溫度繼續升高，各種極端事件造成的災害突如其來，人們又能逃向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適應這種變化的氣候，找出應對的方法尤為重要。”吳紹洪説。

　　氣候變化對中國弊大於利

　　“要想應對氣候變化，首先要了解氣候變化給中國到底帶來了哪些影響，體現在什麼方面，未來會怎麼樣？”吳紹洪説。

　　吳紹洪是《報告》第二卷的主要作者。關於氣候變化對我國造成的影響，他了然于胸。氣溫方面，從1909年—2011年的一百多年曆史來看，中國陸地區域平均增溫0.9℃—1.5℃，近15年來氣溫上升趨緩，但當前仍處於百年來氣溫最高階段。

　　水資源方面，近百年和近60年全國平均降水量未見顯著趨勢性變化，但區域分佈差異明顯，其中西部乾旱、半乾旱地區近30年來降水持續增加。中國沿海海平面1980—2012年期間上升速率為2.9毫米/年，高於全球平均速率。

　　“氣候變化對我國影響總體上判斷是弊大於利。”吳紹洪説，氣候變化的有利影響，如部分農作物種植面積擴大，森林生態系統生産力增加等；而不利方面則可能影響糧食産量與品質、水資源、城市等。

　　適應氣候變化災害風險管理必不可少

　　吳紹洪説，要適應氣候變化，災害風險管理必不可少。

　　《報告》編寫專家組組長、國務院參事劉燕華分析，中國自然災害風險等級處於全球較高水準，對氣候變化敏感性高，災害損失成上升趨勢，防災減災應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內容。

　　以受氣候變化影響較為嚴重的城市為例，近年來，中國大中城市不斷發生嚴重的城市內澇，有數據顯示，2008—2010年，全國62%的城市發生過內澇。隨著降水強度的增大，城市建築暴露性程度增大，城市內澇災害風險預估將增加。

　　“城市適應氣候變化的首要任務是災害風險管理。”上海市氣象局局長陳振林説，這方面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的適應計劃值得借鑒，在紐約，會針對溫度、降雨、海平面上升等氣候風險，預測對公路系統、交通運輸産生的影響，設計出不同的適應目標和重點領域，以加強城市對未來氣候風險的綜合防護能力。

　　在我國，雖然一些城市在氣候變化綜合災害風險治理方面做出了一些嘗試，比如説海綿城市建設、建立預警資訊發佈中心等。然而在陳振林看來，我國對城市適應氣候變化缺乏系統性研究，現有的城市規劃對氣候變化增量因素考慮不足、治理機制尚未建立等，使我國城市在氣候變化影響下尤為脆弱。

　　適應尚缺激勵機制

　　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中國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在“國家自主貢獻”中承諾將於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爭取儘早實現，2030年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

　　“與減緩相比，我國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和行動都很不夠，需要進一步提高政策目標與資源匹配的一致性，強化適應氣候變化決策科學基礎，提高各層面適應意識和能力。”劉燕華説。

　　吳紹洪説，比如説與氣候變化的相關數據，國際上歐美地區對生態系統的變化有上萬個觀測點，歐洲有超過200年的氣象觀測數據，中國的常規觀測站只有幾十個，而且時間序列超過百年的站點寥寥無幾。“如果連氣候變化對生態系統的可能影響都掌握不了，更何談去適應呢”。

　　再就是技術，儘管我國在農牧業、水利、人體健康等不同領域採取了不同的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然而，《報告》指出，這些技術措施的氣候變化適應針對性還不夠強，沒有形成體系，一些區域和領域適應技術甚至還沒有得到應用。

　　“當前，適應之所以沒有像減緩那樣深入人心，主要在於適應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而且缺乏激勵機制。減緩領域中的碳排放能夠進入市場交易，有商機而且比較容易進行規範運作，因此開展較早，發展也較為成熟。”吳紹洪説。

　　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吳紹洪建議，我國應從科技、政策、法律三方面做文章，針對某個領域問題如何從技術上解決，如農業耕作上的灌溉技術，農作物品種改良的生物技術等；同時在政策層面引導各行各業的人自願去實施適應氣候變化行動。

　　“從國際上看，不少發達國家制定了氣候變化法，從法律的層面上給予保障。同時，政府部門從其管理的領域角度，充分考慮氣候變化所起的作用，儘量減輕負面作用，規避可能的風險，這些都值得中央政府和各部門與地方政府借鑒。”吳紹洪強調。

　　（科技日報北京12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