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臺

　　專利有商業價值，是指其在市場上有競爭優勢和産業化前景。令人遺憾的是，來自上海市多所部屬高校、市屬高校和知名科研院所的專利中，具備商業價值的屬於稀缺品。據《解放日報》報道，上海盛知華智慧財産權服務有限公司承接了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智慧財産權價值提升與實現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接收來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專利，先評估其商業價值，再對有價值的專利進行管理和轉化。

　　目前評估了該市高校、科研院所的約300件專利，卻發現有商業價值的比例“不足5%”。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專利政策“重數量、輕品質”。盛知華總經理縱剛博士説，長期以來，政府部門實行專利數量導向政策，以專利量為指標對各省市進行排名，使地方政府競相推出資助和獎勵舉措：職務發明人申請專利後，申請費主要由政府出，發明人還能獲得經濟獎勵；專利授權後，發明人也能獲得獎勵，而且專利前三年的維護費由政府資助。這些政策使我國專利年申請量快速增長，2011年已排名全球第一。

　　縱剛説，申請一件專利很容易，即便是申請發明專利，也不難，因為專利審查員的評判標準是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對其科學性、嚴謹度基本不做判斷。數量導向的政策，加上不了解專利與科研論文之間的差別，造成我國一系列專利不恰當用途：科研人員評職稱時，專利可替代論文；許多政府科研項目結題時，要求申請專利，而不是因為有商業價值才申請；研究生畢業、博士後出站，可以用專利替代論文；戶籍政策規定，擁有專利是加分項。

　　華東師大教授、上海市美國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介紹，2012年，我國高校的專利授權量為68971件，同年美國高校的專利授權量為4797件，兩者相差14倍以上。其中，我國高校的發明專利為34294件，比美國高校高7倍多。

　　一方面，我國專利量飛速增長；另一方面，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基本無人管理專利品質，“有商業價值的不足5%”就不足為奇。

　　形成對比的是，美國高校專利中，有商業價值的比例高達50%左右。在“專利許可收入”這一商業價值指標上，杜德斌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高校的專利許可收入一直徘徊在5億元左右，而且有下降趨勢。2012年，高校專利出售的實際收入為4.69億元，僅相當於高校科研經費支出總額的0.45%。

　　縱剛介紹，在美英兩國，高校平均每5件—10件發明配備一名管理人員，他們的職責是：評估科研人員提交的發明的專利性和商業價值，達到標準才申請專利；對有價值的專利進行培育；管理專利申請全過程以提高品質；尋找適合轉讓、許可的企業。而且，管理人員的專業水準很高，通常是兼修科技、法律和工商管理的複合型人才；此類人員的收入也高，是教授平均收入的2倍。以牛津大學為例，該校專利管理團隊有90多人，其中一半以上擁有理工科博士學位和MBA學位。反觀我國高校，專利管理人員大多在5人以下，且大多是缺乏專業背景的行政人員。“今年和我們公司簽約的一家上海高校，每年申請專利約300件，只有0.5人負責專利事務，因為此人還有其他工作。”

　　在無人管理狀態下，高校科研人員提交的專利申請不會得到價值評估，而是直接轉交給專利代理事務所，後者以每件5000元左右的價格撰寫專利説明書和權利要求書。由於是“按件收費”，而非發達國家實行的“按小時收費”，專利代理事務所不注重專利品質，撰寫的文本往往很薄，專利保護性很差。

　　“這樣的後果是扼殺創新。”縱剛分析説，如果一項有潛在商業價值的技術，其專利品質不高，不能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企業是不願意購買的，因為他們投入研發經費將其轉化為産品後，其他企業能“繞開”專利、拷貝産品，使轉化創新成果的企業無法盈利。這樣一來，創新性科研成果就難以進入産業化階段。

　　縱剛表示，如果專利數虛高現象不儘快解決，專利價值評估的工作量就太大，將嚴重影響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為此他呼籲：取消專利數量導向政策和專利的種種不恰當用途。在這方面，上海可先行改革。此外，發明成果多的高校、科研院所應加大資金和人力等投入，建立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發明量小的則可委託第三方機構。（俞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