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很先進，但是具體執行過程中還面臨取證難、檢測難、責任認定難等問題，這些難題還是比較難解決的。對於消費者來説，這些問題不解決，會導致他們産生焦慮

　　公眾對食品安全的焦慮是一種集體焦慮。公眾對食品安全的感受和食品安全的實際狀況之間並不是同步的，會有一些滯後和偏頗

　　在北上廣這樣的城市，出現了這樣一群人，他們開始用錢買安全，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尋找安全的食品。

　　肉類，他們會選擇超市內的品牌;蛋類，他們會買最貴的土雞蛋;牛奶，他們選擇進口的;蔬菜，他們跑去郊區訂購。在這些人中，有的試過自己種地，試過請人種地，試過從郊區農場訂購，總之，只要能保證食品的安全，他們不惜耗費金錢和精力，想盡一切辦法。

　　“在一些人看來，我可能是‘食品安全焦慮分子’。但對此，我‘甘之若飴’。”作為北京一家農場的高級會員，北京市民常飛一家已經很久不在北京市內的菜市場、超市購買菜蛋肉等食品。

　　所謂“農場”，是眼下在北京郊區出現的一種新生意，他們種植有機蔬菜，承諾不施化學農藥，每週定時向城市送菜。

　　這種蔬菜的價錢比城裏菜市場的價格貴上一倍，而且品種有限，甚至可以説是單調，因為農場不種植反季節蔬菜。

　　“我並不介意蔬菜種類的單調，起碼這些菜讓我放心，尤其是做給孩子吃，我心裏踏實。”常飛説。

　　折騰出來的安全

　　“我寧願不給她吃，也不願讓她過早接觸有毒有害或者至少是不安全的食品。”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除了工作，常飛現在每天最大的“事業”就是給孩子尋找可靠的食物來源。

　　為了讓女兒吃到放心而健康的食物，她不厭其煩地“折騰”，以至她的丈夫王毅説，“折騰的動靜有點大”。

　　6年前，剛懷孕的常飛開始拒絕吃菜市場及超市裏售賣的肉蛋菜。

　　每隔10天，常飛的父母都會把一個裝滿肉蛋的泡沫箱子托給長途汽車司機，從山東威海老家運到北京。丈夫王毅會去離家10站地遠的趙公口長途車站取回，再搭乘公交車，最終把這個分量不輕的箱子扛上4樓。

　　“這樣扛了一年，終於在孩子滿月的時候‘扛’不住了。我們家爆發了第一場關於食品的‘戰爭’。”回憶起當初的“硝煙”，常飛説，“我老公問我‘難道非吃這些不可嗎’，我堅決表示‘除了這些，別的地方買的都不吃’。其實，我以前吃東西很隨意，還經常和別人開玩笑説‘不幹不凈，吃了沒病’。可是現在不同，我要對寶寶負責，我不會去超市裏買肉，我不相信那些肉的安全。如果老家不托運過來，我寧願不吃。”

　　眼見從老家托運也不是長久之計，常飛開始了新一輪“折騰”——在自家陽臺上種植蔬菜。她以照料花花草草的姿態，照料著陽臺上的番茄、青椒，但效果卻不大好，“畢竟地方太小，種不出什麼來”。意識到地盤局限，常飛開始謀求更大的種菜空間。

　　2010年，常飛通過網路發現一種租地種菜的模式，北京郊區昌平一些農戶，願意出租土地給城裏人，二三十平方米的地一年租金800元。常飛租了地，一到週末，她就忙著開車奔向昌平，時常帶上有耕作經驗的父母，提供現場指導。

　　由於技術有限，常飛的地裏産量並不高，都不夠她一家人餐桌的需求。

　　因此，常飛還得購買蔬菜彌補不足，“去超市買有機蔬菜，價格的確貴”。常飛偶爾也去菜市場買菜，回家後用一種外國品牌的除農藥清潔劑浸泡15分鐘，一絲不茍。

　　眼見昌平的菜地供不應求，常飛又開始新的探索。此時的常飛，在“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後，成為“二孩媽媽”，她對食品安全的追求更為執著。

　　2014年，常飛成為北京一家農場的會員，每週由農場給家裏送肉蛋菜。會員得閒的時候，也可以到農場親自下地，一邊是為了放鬆心情，一邊也可以監督農場，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機種植。

　　高昂的餐桌開銷

　　現在，農場送來的菜成了常飛家餐桌上的主要來源。

　　按照每斤蔬菜15元計算，每月蔬菜花費600元左右。跟一般從菜市場買菜的家庭相比，常飛家買蔬菜的花費可能是其他家庭的兩倍甚至更多。

　　除了蔬菜，肉蛋以及海産品也不能馬虎。

　　常飛向記者介紹了近一個月以來的購買情況:

　　雞蛋，從農場購買，十枚裝每盒35元，一個月兩盒;

　　雞肉，從農場購買宰殺好的整只雞，160元每只，一個月兩隻;

　　蝦，托山東老家的熟人購買海捕蝦，每斤68元，因為數量有限訂購兩斤，只給孩子“特供”;

　　來自長江捕撈的野生鱖魚，兩條裝總共不到兩斤共178元;

　　來自恩施的放養鄂西牛肉，每斤68元;

　　來自黑龍江佳木斯四合的豬肉，按照不同部位價格不一，裏脊肉中等價位每斤50元;

　　……

　　這還不是全部，不打蠟的橙子、恩施高山雪蓮果、四川山野的野生小獼猴桃等也是這一個月以來的購買記錄。

　　這樣算下來，每月常飛一家在食品方面的花費超過3000元。

　　這樣的花銷，對於家庭月收入兩萬元左右、同時養育兩個孩子的普通白領家庭來説，並不是小數目。

　　因為花銷，常飛家第二場關於食品的“戰爭”爆發了。導火索是幾枚雞蛋。

　　由於忘了在農場訂單中購買雞蛋，家裏雞蛋告急。丈夫王毅在離家最近的超市裏購買了10個雞蛋應急。

　　“我回家一看就急了，10個雞蛋才九塊多錢，能是安全雞蛋嗎?還給孩子吃。”常飛為此大發雷霆。然而，王毅也有一肚子無處發泄的怨氣。

　　“超市説了，這是最新鮮的雞蛋，不能單看價格而斷定安全與否。再説，偶爾為之也沒事，天天吃那麼貴的肉菜，也沒看出有什麼不一樣。”面對記者的採訪，在外出差的王毅在郵件中這樣寫道，一個月三千余元的花銷，讓這個需要養育兩個孩子、承擔貸款的小康之家的男主人有些喘不過氣來。

　　不過，常飛似乎有更多的“道理”。

　　“因為兩個孩子都是女孩，所以我更關注性早熟的問題。我身邊就有這樣的案例。孩子的姥爺是醫生，他告訴我，兩三個月前一個8歲的女孩下身出血，結果被確診為兒童性早熟。還有6歲的女孩出現乳房發育。”常飛説，“我只想孩子健康成長，起碼是在我的監護期內能儘量少地接觸不安全食品。”

　　不知道能信任誰

　　“不知道能信任誰”，成為常飛一系列“折騰”的理由根源。

　　“企業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責任人，但現在一些黑心商人見利忘義，破壞了消費者的信任感。”常飛説。

　　在常飛的電腦裏，存著一部由清華大學學者實地調查編撰的《中國食品安全檔案》。“即便人人都知道，中國的食品安全狀況不容樂觀，但當有人把這些資料、數據、現象整合起來時，結果仍然觸目驚心。”常飛。

　　在常飛看來，只有讓食品生産者感受到“頭上時刻懸著一把劍”，才能徹底遏制污土之殤、飲水之毒、米麵之災。

　　常飛也曾相信超市，認為超市會將黑心商人拒之門外。

　　“我只有一條標準，選擇最貴的，我覺得價錢高的起碼問題少一些。”説到這裡，常飛的語速有些加快，略帶憤怒地説，“我在超市買的某知名品牌的‘寶寶蛋’，一盒三十多塊錢，竟都是散黃的，甚至有幾個略帶臭味。只要隨便看看新聞，就會發現某大型超市水果農藥殘留物超標、散裝米鎘超標等。”

　　“大超市、大品牌欺騙了我。”常飛用困惑的語氣反問記者，“我們還能相信誰?”

　　“要想徹底安全，只能不吃。”丈夫王毅對常飛的偏激有些不贊同。

　　王毅看到了希望: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食品安全法出臺，“九龍治水”的監管模式被廢除，一大批官員被問責，衛生、農業、工商、質監等相關部門的新規迭出……

　　為了阻擊常飛的“極端”行為，王毅蒐羅了大量關於食品安全的利好消息，希望能讓妻子稍微理性地看待目前的食品安全問題，而不是全盤否定。

　　對於王毅的“王牌”——新食品安全法，常飛是這樣説的:“普通老百姓給予了極大的希望給這部法律，提高不法商販的違法成本，加大監管力度與水準，能為消費者更好的維權，然而僅僅實施兩個月的法律落地情況如何，我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用，我們也不知”。

　　“我不是孤獨者，我們小區一歲多的孩子有將近20個，微信媽媽群經常互相推薦信得過的産品，最近一兩個月，已經有三四個媽媽成為了我所在農場的會員。68元一斤的海捕蝦一搶而空，幾乎每個家庭都要，80%家庭的寶寶的零食、奶粉是海淘的。”常飛説。

　　“高價買安全是無奈之舉。”常飛説。(本報記者 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