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國經濟發展，重要的是理解五年規劃的作用”，這不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指標任務，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總攬全局的發展指導綱領。美國學者羅伯特·庫恩近日在談到“十三五”規劃時如是説。

　　這一規劃勾勒出的經濟增長戰略圖譜舉世矚目，其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五大理念環環相扣。在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郭生祥看來，這五點的有機結合將引領更加均衡和一體化的變革。

　　創新驅動 增效升級

　　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中國領導人把創新驅動戰略放在了核心位置。金融危機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蓄勢待發，中國的人力成本等傳統比較優勢正逐漸縮小，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發展方式日益受限。

　　全球範圍來看，全要素生産率日益成為分析宏觀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被認為是反映科技進步對增長推動的重要指標。在這一框架下，經濟發展不僅取決於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還包括科技飛躍帶來的增長。

　　與單純的要素投入性增長相比，創新帶來的科技推動力對於當下中國經濟愈發具有重要意義。此外，人力創新、模式創新、組織創新和管理創新等“軟創新”，再加上人力素質提升、資金效率提高、基礎設施升級，以及各種要素的資訊化構成了生産效率提升的諸多源泉。

　　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再向創新驅動轉變，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演進邏輯。

　　全球轉型 中國先行

　　金融危機過後全球增長疲弱，轉型和調整成為普遍課題。中國面臨著化解過剩産能、促進産業升級、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等一系列艱巨任務。“十三五”規劃直面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要求加快推進需求結構、産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這樣的優化將釋放新的生産力。專家認為，提升生産率既包括提升生産技術效率，如勞動生産率、資金使用率和資源利用效率等，也包括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即將有限的資源從低端向高端轉移。以産業轉型為例，從主要依靠土地、資源、勞動力等普通要素，轉向主要依靠技術、知識、人才和資訊，未來將更多呈現智慧化、高端化的特徵。

　　産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都是優化配置資源的重要途徑。綜合來看，促進人口和生産要素在不同地區和行業之間合理流動，中國具有很大的結構優化潛力。

　　綠色共用 經世濟民

　　“美麗中國”和綠色發展在“十三五”規劃中著墨頗多，大力發展生態經濟作為一項重大國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

　　多年來，一直有人試圖找到一種社會經濟發展指數來取代國內生産總值（GDP），以更好反映人們生活的改善。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達利在《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一書中提出，增長是一種數量性拓展，發展則是一種品質上、功能上的改善，可持續發展就是一種超越增長的發展，是生態、社會和經濟三方面優化的整合。

　　雖然目前各國尚未建立包含自然和環境成本的經濟統計體系，但已有越來越多政府和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加入了這方面的考量。中國提出綠色發展，為的就是整合環保、節能、低碳等多元目標。

　　此外，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好地分享蛋糕，也是實現包容性增長避不開的問題。要實現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就須考慮國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問題。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在著作《逃離不平等》中指出，不平等可以促進發展，但也可能阻礙發展。人類需要不平等，否則會喪失競爭動力，但又要警惕過度不平等，因為它將抑制創新，造成整體僵化與崩潰。只有讓全民平等共用經濟發展成果，經濟才有可能繼續向前發展。

　　隨著經濟發展，“民生”含義已由“溫飽”上升為“幸福”、由“民眾生計”轉變為“發展訴求”。從改革收入分配到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十三五”規劃突出民生屬性，因此可以預期，改革釋放的紅利將為國民帶來更多福祉，也將為經濟發展創造新需求。

　　倡導開放 增益全球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曾説：“全球化不是一種條件或一種現象。而是一種已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進程。”如今，全球經濟深度融合的大趨勢未變，但世界經貿格局和國際産業競爭態勢都在經歷深刻變化。

　　從鼓勵出口到重視進口，從利用外資轉變為對外投資，由單純的國際經貿合作轉變為對接國內産業與區域發展需求……中國經濟的開放層次在不斷躍升。“十三五”規劃要求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産品供給，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貿易和投資發動機，未來中國除了繼續利用外資、技術和資源外，還將走出去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産品，和其他國家一起分享發展機遇。

　　“我們尚處在變革的開始，”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有著深刻洞見的網際網路科技專家凱文·凱利説，“當很多人在競爭現在時，我們應該抓住機會競爭未來。”可以想見，中國故事再開新篇，將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