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飄著小雨的下午，我和中國作家代表團走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郊區墓地。

　　從下車的那一刻，從見到以中友好協會老會長特迪·考夫曼開始，我就存在一個疑惑：他為什麼把第一次見面選在墓地？

　　小雨飄灑著，墓地很安靜，甚至清潔中散發出一種莫名的冷香。考夫曼先生大步走著，邊走邊回頭向我訴説，他説這個躺在墓地裏的人在中國大名鼎鼎，跟你們的白求恩、柯棣華一樣出名。從考夫曼的口中吐出一串音節，好像是雅各布·羅森菲爾德，我沒聽明白到底是誰？

　　白髮蒼蒼的考夫曼大步走著，邊走邊清點著墓碑，他好像尋找一位老友的故居，我捧著被雨淋濕的鮮花，快步跟著這位八十高齡的老人。是誰睡在墓地裏？那即將見到的墓碑又刻著誰的名字？這一切全是一個謎。

　　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墓主人的身份一定與中國相關，而且是緊密相關。

　　我們站在一座外表看來很普通的陵墓前，墓碑上的名字很陌生。可是老會長卻興奮異常，他告訴我們，這個人認識中國的元帥陳毅和羅榮桓，這個人當過新四軍，也當過八路軍。這個人是陳毅元帥的好朋友，陳毅還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産黨，他還治好羅榮桓元帥的尿血症。這個人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回到他的祖國奧地利，後來又定居以色列，很快就病逝了，而且現在這個墓地還是老會長幫助找到並重新安葬的。為什麼？因為中以建交後的第一任大使韓敘一直在尋找他，那應該在上個世紀的1993年。韓敘也是墓主人的老友。

　　越説越具體，而且老會長又説起一個人：陳昊蘇。他説陳毅元帥的長子陳昊蘇就是墓主人當年接生的，因此幾年前陳昊蘇訪以還專門來獻花憑吊。

　　我們聆聽著老會長的介紹，雨不知不覺竟停了。墓地上的鮮花，仿佛也被這故事所感動，以愈發燦明的笑意，為墓主人獻上一份尊敬。

　　告別墓地回到以中友好協會簡樸的會所，在步上臺階之際，我向翻譯詢問墓主人一長串的名字之外可有更簡明的稱謂？翻譯便問老會長，他輕快地吐出三個字：“羅生特！”

　　我頓時恍然大悟，原來是羅生特！太熟悉的一個名字，他曾有一張與我岳父朱明合影的照片，“文革”前一直陳列在軍事博物館內，成為近乎永久的家族話題。他也曾為我的岳母柳青——一個八路軍女戰士治過病。羅生特是當時八路軍內最好的婦科醫生，正因為他醫術高明，才被陳毅元帥從新四軍派到八路軍115師，專門治好了羅榮桓元帥的尿血症。

　　因此陳昊蘇的誕生托羅生特的福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回到北京，向岳母説起以色列特拉維夫的這次有趣的祭奠，岳母笑了，説羅生特和我們全家都很熟，八路軍中有名的大鼻子醫生，沒想到這麼多年讓你代為祭奠了，是緣分。

　　事情還沒完，一天深夜很偶然地看央視10頻道，這是紀實頻道，專門有一些憶舊和覓史的節目，突然鏡頭閃現出山東莒南的羅生特醫院，有羅生特的雕像，旁白人介紹道，羅生特最後的職務是解放軍一縱的衛生部長，48歲去世。原來羅生特不僅當過新四軍、八路軍，還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在哈爾濱工作待過3年之久。從介紹中我還知道他的一系列事跡，譬如治療時為了更準確地了解病情，嘗過傷員的尿。一個猶太醫生，把本職工作做到這個地步，想不佩服都不成！

　　在這個節目中，我看到了羅生特往返幾個根據地的證件，由於他的巨大鼻子，證件反倒用不上了，“大鼻子醫生”在根據地人盡皆知。

　　奧斯維辛的風

　　2004年的10月，我獨走歐洲，出席第33屆“華沙之秋”詩歌節。

　　抵達華沙的當天夜裏，我就向東道主提出一個要求：明年是反法西斯勝利60週年，能否到奧斯維辛一看？説這話時，我不知道奧斯維辛距華沙有多遠，更不曉得東道主的具體安排。波蘭作協主席馬列克沉吟著，翻譯胡佩芳大姐也沒接話茬兒。

　　幾天時間匆匆過去，華沙的秋天留給我極美的印象，在一位演員的莊園裏舉行的詩人聚會讓我領悟到老歐洲的獨特魅力，而“華沙之秋”詩歌節在肖邦公園舉行，詩意便愈加濃了幾分。可我仍惦記著300公里以外的奧斯維辛。

　　10月18日中午12時30分，我終於踏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那一天早晨秋雨綿綿，出門還帶了傘，及至抵達奧斯維辛，卻陡然狂風大作。胡佩方大姐説，奧斯維辛是個奇怪的地方，參觀者常碰到陰雨連綿。她並沒有陪我到奧斯維辛，她説她受不了心靈的折磨！

　　這是一次奇怪而又匆忙的參觀，毒氣室、焚屍爐、鐵絲網、崗樓、紋刑架，還有一個小院子裏壓成方塊狀的7000多公斤的頭髮……在27樓展覽館，我見到裏面展出的一幅大照片：猶太婦女和兒童在德軍槍口下高舉雙手，一個小男孩的目光中滿是天真和無奈。這一幕極其令人震駭！在焚屍爐前，我和一群中學生共同走過，孩子們默默無語，我不知道他們心裏想的是什麼，但我的心底卻陡然出現幾句詩：

　　此刻，我變成了一塊巨大的海綿，迅速汲滿了歷史的汁液，我的指尖也開始流淚，為人類在那一個年代的無助與悲傷。

　　天上有巨大的雲朵掠過，秋風捲起落葉，風中有一種號叫和呻吟。在奧斯維辛，這人類為了消滅人類而手造的地獄裏，我感到寒意襲人，是噩夢又是現實。真的可能是因為奧斯維辛長眠著一百多萬遇難者的冤魂，才形成了死一般的壓抑、魔一般的恐怖，以及變幻無常的氣候。

　　風仍在高天咆哮，吹動我的頭髮，吹動我的衣衫，我不知道這憤怒的風起于何處又生於何時，只感到腳下的土地也在風中戰栗，鐵絲網和紋刑架在風中搖晃，集中營的遊人們，想必心底的風暴更遠勝於自然界的狂風罷！

　　事後，我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這樣一行文字：“歐洲，一個美麗的深秋的中午，在大群中學生的簇擁下，我走在奧斯維辛的土地上，快步疾走，有一種逃亡的感覺。”

　　當天我見到一位叫何敢的中國女留學生，她説曾經陪同一個代表團參觀過奧斯維辛，然後連續難受了兩個多月，以後再也不願意去。由何敢聯想到在波蘭生活了半個世紀的胡佩芳大姐，她們對奧斯維辛的拒絕，是出於本能的對自己的保護。奧斯維辛集中營，是地獄的別稱，正像美國副總統切尼在2004年1月27日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60週年紀念論壇上説的：“在歐洲的死亡集中營裏，有人犯下了人類所不能想像的最嚴重的罪行。我們必須向下一代傳遞這樣的資訊：我們在這裡感謝那些將我們從暴政下解救出來的解放者，同時我們必須有勇氣阻止那些邪惡捲土重來。”

　　奧斯維辛是個小鎮，建鎮在800年前，二戰前被稱為波蘭的“猶太人城”，因為當時的1.23萬人口中有7000名猶太人。現在小鎮有些不堪歷史重負，因為人們無法想像小鎮如何在一個巨大的公墓旁生存。

　　這當然只是遊客的見解，事實上正是由於奧斯維辛的存在，人類的良知才凜然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