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了，我兜裏沒有一分錢進來。”

　　近日，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普樂園愛心養老院(以下簡稱普樂園)院長閆帥如是説。

　　普樂園位於北京市房山區長陽鎮。從父母手中接過它時，閆帥才19歲。如今，昔日的大男孩成為了“中國養老圈內最年輕的院長”，他的養老院也開了第二家。

　　然而，這些年來，規模的擴大、投資的增加，並不意味著閆帥的養老事業已經進入順風順水的階段。他算了一筆賬，進出相抵，“一年只能省下四十萬元，平均一個月賺3萬多元”。但這其中還沒有包括入住老人的意外風險。“我現在還吃著官司，又是幾萬(的開支)。”

　　在法治週末記者採訪的多位民營養老企業主看來，閆帥的煩惱帶有一定普遍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老年學研究所所長杜鵬也在一次講座中提到，目前，中國不少民營養老企業生存艱難。“政策雖好，現在民營養老機構面臨的困難依然很多……錢、地、政策是眾多民營養老企業面臨的三大難題。”他對法治週末記者説。

　　入住率高盈利也難

　　對閆帥這位年輕的養老院院長而言，儘管國家面臨老齡化社會形勢嚴峻，但普樂園入住率低，一度是他面臨的最大難題。

　　普樂園建設之初，除了一次性承包土地的開銷，用在翻整、建設方面的資金就有七百多萬元。閆帥一家為此還借了200萬元的外債，並將家裏做物流生意賺的錢也都貼補了進來。

　　儘管投資不少，但普樂園開辦後卻並不叫座，經營也舉步維艱。為了提高入住率，閆帥不得不從廣告推廣上尋求突圍。發傳單、貼小廣告、口碑式行銷等，都是他用過的辦法。他甚至還去電視臺做節目，只為把普樂園這塊牌子打出去。

　　幾番努力之後，依然留不住人。為此，閆帥寢食難安。後來經過市場調查，他認定為老人提供標準化康復服務才是養老機構的出路。

　　於是，閆帥繼續投資，對普樂園進行大規模改造。

　　由於最早的《老年養護院建設標準》2010年才出臺，2007年，他照著鶴童養老院(天津一家起步較早的養老院)的方式進行房屋改造，增加大量坡道，購買醫用床。此外，他還設置了標準化護理、人員使用流程，建立了相關網站，並聘用專業的銷售人員。

　　這些改造最終收穫了回報：普樂園的入住人數從他剛接手時的個位數上升到三位數。不過，入住率的提高卻沒有帶來預想的經濟效益。據閆帥介紹，普樂園的收入包括老年人入院費和政策性補貼，支出則主要包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設施折舊、升級改造等。兩頭相抵，所剩無幾，還要為在養老院發生意外的老人支付相關費用。

　　艱難生存的普樂園並非孤例。

　　王新光是一家名為“陽光”的公辦民營養老院院長，他發現，“按照正常投入和運營，民營養老院入住率若能達到70%以上，前3年也肯定是賠錢，如果運營得好，3到5年能達到收支平衡。五六年以上才能談收益，但也僅是微利”。

　　未富先老的入住者們

　　杜鵬曾經對多家基層養老院進行調研，他認為，面對“未富先老”的國情，民營養老院往往面臨利潤低的困境。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水準的不斷發展，物價上漲、工資上調，然而養老金卻相對增長緩慢。除了少數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大部分企業職工的退休金維持在較低水準。

　　一份來自全國老齡辦統計數據顯示，目前89.2%的被訪者及其配偶以退(離)休金為主要收入來源，70.8%的被訪者自評經濟狀況為大致夠用。約14%的老人則表示“經濟困難”，只有15%的老年人認為“比較寬裕”。2012年被訪者的月均退(離)休金水準為2532.8元。

　　“就是這些普通收入的老人往往會成為我們的客戶。”王新光分析，按照中國堂前盡孝的傳統養老觀念，健康老人一般選擇居家養老；退休金較高的機關事業單位老人傾向於選擇請保姆一對一服務；生活極其困難的老人，由政府統一管理。一般收入的老人在面臨高齡、失能、半失能的時候，才會選擇機構養老，即入住養老院。

　　法治週末記者在陽光養老院看到了一位今年88歲高齡的老人。目前她生活不能自理，由護工照料。之所以老人被子女送來養老院，是因為“家裏沒條件給母親養老”，經朋友介紹來此。老人的女兒今年已逾花甲之年，她回憶：“當時我媽沒地方去，本身(家裏住在一套)小居室，兒子也跟我們住在一起，我們老兩口再住上，根本沒地方。”她説，老母親單位倒閉，退休金每個月只有一千齣頭。作為老人的女兒，自己雖然已經退休，每月有三千多元的退休金，但這筆錢除了給母親交養老費，還要給兒子、孫女貼補，“日子過得很緊”。

　　王新光説，雖然上述老人只是個案，但在北京，每月兩千多元退休金的老人為數不少。一旦失能、半失能，這些老人的照顧成本月平均都得在三四千元，需要兒女的補貼。另外，由於北京住房費用高，像這種“家裏沒地方養老”的家庭為數不少。“未富先老是中國社會現實，我們的客戶購買能力差，這種情況下民營養老企業想盈利不容易。”

　　據法治週末記者了解，目前北京市民營養老服務機構的平均收費基本在每月3000元左右。面對經營困境，一些養老院負責人也動過漲價的念頭。但是最後，價格還是維持一個較低水準。

　　業內人士介紹，儘管養老市場不景氣，但企業間競爭激烈，“你漲價不要緊，總會有更便宜的養老機構”。

　　醫保難求

　　在“未富先老”的現實之下，一些老人另辟蹊徑，選擇了別樣的“養老”方式。

　　“由於在醫院住院産生的費用可以報銷，部分老人為了減少經濟壓力，選擇長期在三甲醫院‘壓床’。這對醫院和老人來説，都不是最佳養老方式。”唐文湘對法治週末記者説，醫院因為床位的週轉數降低了，不滿意；對老人來説，醫院以治病為主，環境並不適合養老，也不滿意。

　　唐文湘是普親集團的董事長。作為一家“城市養老服務體系綜合運營商”，普親集團在多地開辦有養老機構。其中，在海南、湖南等地的幾家養老機構均已被醫保覆蓋。唐文湘認為，目前解決經濟壓力問題最可行的辦法是讓老人能夠住進有醫保覆蓋的養老院裏，或者購買居家養老服務，提升生活品質。這樣，不僅能解決老人資金問題，對於養老院來説，可以開啟一部分收入空間。

　　事實上，在政府層面，不少地方適時推出了醫養結合的政策。2014年8月，北京市民政局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推進北京市養老機構和養老照料中心建設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確，北京將積極推動醫療和養老資源的結合，構建“醫養結合”模式，將實現所有養老機構和養老照料中心都具備醫療條件。

　　包括閆帥在內的養老業內人士看來，新出臺的醫保覆蓋政策不僅方便老人看病、拿藥，也為養老院帶來了一定的入住人數，是件好事。但中小養老機構怎樣被劃入醫保卻顯得困難重重。

　　據了解，按照衛生部門的要求，申請醫保定點資質時需要滿足醫務室的功能分區等硬體要求，例如，診室需要分類，要有搶救室、處置室、治療室、消毒間等。除此之外，還有醫務人員的配比：醫生的比例需要達到10%，護士的比例需要達到20%。

　　對此，一位養老院院長向記者坦言，養老機構納入醫保政策在落實上限制太多，“10%的醫生、核磁共振，其實用處不大。養老院最主要的是抓好慢性病康復”。另外，在人工成本過高、購置器械投入過大的情況下，他坦言自己“承擔不起”。

　　法治週末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目前很多民營養老院因為資金少或規模小，達不到硬體、人員方面的要求，被擋在了醫保的門外。

　　土地證難題

　　在閆帥等一批養老院經營者看來，申請醫保對於養老機構來説還只是“錦上添花”，更關鍵的問題在於行業補貼能否落到實處。

　　近年，多地政府不斷加大對民營養老企業的補貼力度。以北京為例，截至2015年，北京市民政局、財政局等已聯合出臺了一系列資助辦法，將民辦養老機構運營階段的補貼標準相應提高。一次性建設階段支援標準，也提高到2萬元至2.5萬元。

　　“但獲得此項補貼的前提是要有土地證。”閆帥告訴法治週末記者，因為普樂園的土地是租來的，所以沒有土地證。據了解，除了閆帥的普樂園，目前大部分養老企業也面臨這種狀況。土地證做擔保成了他們申請政策補貼的一道鴻溝。

　　杜鵬在接受採訪時也提及土地證問題：不少民營養老機構需要通過貸款融資，但貸款一般需要以土地抵押，需要企業提供土地證，而大多數的基層養老院都是使用租來的房子，無法抵押貸款。

　　在《中國新聞週刊》2013年的報道中，中國公益研究院養老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高雲霞對此現象作了解釋，“土地自有的規定原本是為了防止拿到補貼但後期不做養老”。然而，據業內人士透露，現實中，這一規定往往促成了地産公司以養老之名搞開發的“拿地模式”——一些拿了地的養老地産企業卻不去真正做養老，而大部分最需要補貼的中小民辦養老機構卻遭遇拿地難。

　　不過，對於眾多的民辦養老院而言，已經有好消息傳來。閆帥告訴記者，“最近民政局出臺了文件，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讓我們找一家正規的房屋檢測中心，檢測房屋品質，出報告，頒發新的設立許可證。如果通過的話可能會給予相應的建設補貼、床位補貼。這是件挺好的事”。

　　只是隨後而來的費用開支，又讓他覺得頗有負擔。

　　要請正規房屋檢測中心出報告，費用在1平方米20元左右，這對於閆帥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我的養老院佔地面積大，8000平方米的場地，得一下拿出不少錢。不做的話，舊證一旦作廢，我們的養老院就意味著是非法經營，可能被取締，更別提政策補貼了。”

　　行業亂象隱現

　　一方面，有人得不到政策的實惠；另一方面，許多人卻在鑽政策空子。養老市場諸多問題由此而生。

　　北京某養老院院長張憲(化名)在接受法治週末記者採訪時，用了這樣一個比喻：“有的人大口吃肉，有的連飯都沒得吃。”

　　據他透露，醫養結合政策剛出臺，一些企業就通過養老院挂上了兩塊牌子。養老院加上康復醫院的名頭吸引了一大批老人入住。這些機構收費很高，甚至可以達到每月兩萬元左右，且能報銷70%至80%。

　　“這種行為是不對的。”張憲認為，醫養結合要限定好養老機構“醫”的標準。報銷部分應該是醫的部分，而養老院床位費、護理費等費用不應在報銷目錄之內。相關部門還應對此類醫養結合機構進行資質認證，避免其“挂羊頭賣狗肉”借此騙取國家醫保資金、而“養”的部分，應該在政府層面建立護理保險制度的基礎上去實行。具體實行過程中，應該由相應的評估機構或組織對老人進行需求評估後判斷老人需要的服務項目，明確護理所需費用的來源。

　　隱藏在政策背後的另一個問題是安全隱患。

　　“目前政府相關負責單位實際上是睡在一個個‘炸彈’上的。”唐文湘對法治週末記者説，在廣東廣州、福建泉州、湖南長沙等地，地方政府出臺政策鼓勵提高廢舊建築的利用率，為民營養老院場地問題找出路。一大批養老機構紛紛租借舊廠房、老辦公樓等場所加以改造，建設養老院。

　　以泉州為例，2012年，泉州市出臺《泉州市人民政府關於推進中心市區舊城鎮舊廠房舊村莊改造的試行實施意見》，鼓勵用舊廠房改造養老院。該項規定亦透露出，制定背後正是“為了應對養老機構缺少的困境”。這一新規定，也成為泉州市支援鼓勵養老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諸如此類的政策紛紛出臺，引導各路資本踴躍進入養老行業。但在唐文湘看來，類似政策有值得思考之處：近兩年養老院火災事故頻發，政府在規範上對安全生産作了更為嚴格的要求，致使一些養老機構面對嚴格的規定，或者因為經營不善不願再投資，或者因為建築本身根本難以進行整改，從而鋌而走險，無證經營，繼續向社會開放，成為監管之外的“定時炸彈”。

　　唐文湘認為，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政府需要更具智慧，起到既能保持行業的發展，又能規範行業，消除隱患的作用。

　　等待春天

　　閆帥感慨，幾年來，最讓他心酸的，還不是因為沒有享受到補貼政策，而是“吃官司”。

　　他舉了個例子：在普樂園，有位老人出於好心，幫助另一位患糖尿病的老人按摩，結果不小心把對方按骨折了。後者的子女找來，認為院方疏于管理，提出院方應賠償50萬元，並起訴養老院。像這樣的官司，閆帥“已經背了8起”。

　　面對類似的事件，閆帥也在反思。他希望，除了養老院自身嚴抓規範管理，政府也能出臺針對養老機構事故的相關法律規定，以便嚴格執行，明確責任。

　　但總地來説，對於行業前景，閆帥還是樂觀的。

　　“無論多麼艱難，進入了這個行業就要幹好。因為她給你的並不是今天這一點，養老行業肯定會有春天。”

　　眼下，閆帥正試圖與企業對接，探索B2B式養老模式。

　　他分析，目前在北京工作的IT行業人很多，他們大部分高薪酬，經常加班。因為家多在外地，平時沒時間看父母。“如果説能把員工父母接來在北京附近的地方養老，解決員工的後顧之憂，不比漲工資來得實惠嗎？”他説。

　　對於養老行業的未來，張憲同樣保持著樂觀態度。他告訴記者，自己做養老企業，圖的是長遠利益，“今天困難，明天困難，但是養老産業未來是大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