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比克最近老在中國的街道上“犯迷糊”。

　　這位加拿大建築師覺得，中國很多城市似乎長了同一張臉：清一色裝著小窗戶的民房、齊刷刷鑲上大玻璃的高層建築，在臃腫的街道裏彼此擠壓著“生存空間”。當然，隨意走進一個商場，也都“呼呼地吹著空調風”。

　　“耗能太嚴重了。”他皺著眉頭道，“每個城市的氣候、植被等自然環境都不相同，光線、景觀、氣候條件應該充分考慮到建築裏，絕不能‘千城一面’。”

　　如果阿爾伯特·比克的步子邁得更大些，他或許還會發現，這些長著“整容臉”的城市，也前前後後被診出了“城市病”，症狀有看不見星星的夜晚、“包圍”城區的垃圾山、“深陷車海”的上班路……就像一個患病的成年人，“渾身上下的器官都在發出警報”。

　　類似的現象，都在近日舉辦的首屆綠色城市化論壇上一一羅列。亞洲設計論壇理事、馬來西亞建築師楊經文指出：“人類居住的城市卻遭受著越來越嚴重的生態危機，如果不加以重視，未來的環境將會更加惡劣。”

　　在這屆論壇上，包括阿爾伯特·比克在內的建築師為城市病把了脈：城市病的來源是高能耗，綠色設計是治病良方之一。

　　千篇一律的“城市病”背後，是對自然環境和文化的長期忽視

　　最近幾次來內地出差，香港建築師廖維武頗感無奈。

　　從下榻的酒店坐車去機場，幾乎次次碰上堵車洪流。有一次，抬表一看過去好幾十分鐘，“車才挪了幾米”。這位香港建築師認為，在內地不少大城市，“開車出行已經成為最不穩定的交通方式”。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石曉東認同這一觀點。在他看來，擁堵的背後和建築佈局“息息相關”。

　　石曉東舉了個例子，一個大城市最初在規劃某一區域時，蓋了不少住宅，缺乏其他類型的建築物。結果在頭幾年，這一區域的“居民開車出行必堵”。尤其是早晚高峰，基本“水泄不通”。直到近年來，寫字樓、商場等在該區域逐步發展，建築佈局改變，擁堵情況才趨於好轉。

　　參會的不少建築師認為，不合理的建築佈局，就像已經病變的細胞，在城市“血液”不斷流動的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多的“器官”正常運轉。

　　比如，過多的住宅帶來了大量垃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周宏春曾向媒體介紹，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三環外的垃圾堆五六百個，但最新的衛星影像顯示，六環外數以千計的垃圾堆甚至組成了“七環”。還養活了大量收垃圾的人。

　　還有建築師聲稱，十三朝古都西安也未能“倖免”。城區的垃圾場，一到夏季就滋生大量蚊蠅、臭氣熏天，周圍的居民快“打爆了環保部門的投訴電話”。垃圾場就像古城皮膚上一處越來越明顯的“傷口”，“冒血”的同時也不斷向古城發出警告。

　　“中國最近這些年發展太快了，建築設計被發展的速度遠遠甩在了後面。”在廖維武看來，為了搶速度，中國不少建築“缺少必要的思考和規劃”。

　　在連創新高的地價面前，房子和高樓大廈似乎照著一個模板使勁兒，“民房全是小窗戶，大廈全是大玻璃，商場永遠開著空調保持恒溫”。而建築材料，幾乎也保持了原樣，和環保材料無緣。

　　這本該是節能的“重點區域”。“我們設計建築，讓它自然通風，保證日光傾斜，完全可以讓空調少開幾個月。” 阿爾伯特·比克説。論壇的承辦者劉曉東也認為，如果在建築修建過程中，使用新型材料，基本能實現“無污染無排放”。

　　不合理的建築規劃，讓乘車出行成為主流。非環保材料的使用和建築本身高能耗的運作，讓城市的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石曉東曾統計，交通組合方式、城市建設方式以及城市發展規模三項産生的碳排放量佔據北京碳排放總量的60%。

　　“千篇一律的‘城市病’背後，是高耗能且缺少規劃的建築，更是對自然環境和文化的長期忽視的表現。”廖維武説。

　　打造綠色城市並非難事，只需模倣自然本身的環境，讓建築長出“生態系統”

　　要想重獲健康，打造低耗能、冬暖夏涼的綠色城市，楊經文開出的“藥方”直截了當——讓建築和自然融為一體，模倣自然本身的環境，長出“生態系統”。

　　他認為，綠植、風都應該是建築的“夥伴”而非僅僅是“裝飾物”。他設計的海口大廈2號樓及3號樓，就和風交上了朋友。兩棟建築平面順風設置呈卵形，在風的作用下，使室內産生正壓區，在服務核處形成負壓區，兩區之間設置壓力釋放區，這樣使室內保持自然通風。

　　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風，這位馬來西亞建築師還在海口大廈中設計了“鰭”。

　　“鰭”可以人工開啟。當有輕風時，可把“鰭”打開，風順其吹入室內，形成對流；當有強風作用時，可把“鰭”關閉，讓風圍繞建築表面吹過；當建築受到偏風時，可關閉一側，打開另一側。自然通風幫助建築的身體與周圍空氣進行熱交換，實現結構冷卻。

　　“建築有了生命，不再是冷冰冰的龐然大物，它可以對自身進行調節，就像一個健康的人。”楊經文總結説。

　　他認為，21世紀的城市設計應是立體而非水準的，空中可發揮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就像在高層建築中留出較大的露臺空間，借此設計空中庭園。“它是建築內外空間的轉換層，也可提供非工作時的交往，如午餐和休息。庭園後面全是玻璃，陽光可直接進入辦公空間。空中庭園也能起到自然通風的作用。”

　　楊經文在設計時，注重把植物等生命元素引入高層建築，或在地面層設計景觀，綠色植物就能吸收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通過光合作用産生氧氣，為使用者提供新鮮的空氣。

　　這樣的建築被楊經文稱為“棲息地”。“建築更像是一個立體的花園系統，人走過，是365度無死角的綠色，三維立體呈現。在建築表層要種植一些植物，使植物融合，變成建築的一部分。”

　　一棟一棟“健康”的建築組合起來，往往就是一個健康的社區乃至城市。

　　如果“生病”的建築扎堆，最好的辦法是“開刀做手術”。新加坡園林與康樂學會會長梅悅湄提出結構模板的概念。即綜合考慮建築設計，將其置放于更大的空間進行佈局。比如在公園，讓水和園區建築相連接，提供跑步、聊天、騎車、划船等多項活動的空間，幫助人與自然接觸。

　　她設計“花園式醫院”時，將大量綠色植物移植到醫院中，樓頂的花園利用充足的日光吸收太陽能，病房四週被大樹環繞包圍，上面棲息了上百種鳥類。醫院觀察到，“病人看到這些生命，會更開心，有助於他們恢復健康”。

　　這種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也是馬來西亞建築師大衛·鄧所提倡的。在他主導設計的一個吉隆坡公共區域，住宅附近種植雨林植被，公園、步道和公路成為片區連結各塊的紐帶，每一個區域之間步行只需要8~10分鐘，“大大降低人們出行時選擇開車的幾率”。

　　“中國的城市完全可以嘗試這樣的方法。”阿爾伯特·比克表示，中國的城市雖然有高密度的特徵，但相應地，如果在區域內實現自然環境的融合，讓出行、運動、購物、上學都能便捷進行，其實更是一種優勢。

　　政府、建築師、開發商、老百姓，綠色城市化的進程中，誰也不能缺位

　　城市化的進程中，廖維武最擔心的莫過於“丟掉了城市自己的痕跡”。

　　他説香港就是一個“負面教材”：“七八十年代不停地拆拆拆、建建建，城市確實越來越發達先進，老城區幾乎沒留下一點兒痕跡，讓人忘記了香港的歷史。”

　　他發現，最近幾年，內地不少開發商快速拿地，千篇一律的小區和高樓越建越多。“現在繼續改造北京城，有誰傾聽了老北京的聲音嗎？”這位最愛“老北京房子”的建築師憂心忡忡。

　　在論壇上，他反覆説，“政府、建築師、開發商、老百姓誰也不能缺位。否則，我們的建築市場永遠不能從‘棕色市場’變為‘綠色市場’。支配市場的將依然是金錢、名譽和利益。”他認為，政府的職責應該更明確，面對綠色城市化應“拿出必要的決心”。

　　“政府需要更多關注城市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不能盲目推進城市化。”廖維武説，能耗問題歸根結底落在了碳排放量上，政府在此不能躲閃，“一定要有明確清晰不會傷及環境的標準”。

　　阿爾伯特·比克在加拿大建築界早已頗有名聲，可他面對自己設計的建築時，常常“拿不了主意”。在加拿大設計一棟建築，需要政府、建築師、開發商和民眾，包括監管和操作員等共同參與商討。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大到建築理念小到每一項材料的選擇，這樣的會議“從開始設計到完工會一直開下去”。

　　“民眾都覺得跟自己沒關係，這是不對的。” 阿爾伯特·比克説，綠色設計就是要讓人和自然在建築中和諧相處，所以理念的普及相當重要。

　　他還認為，法律在其中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預防疾病的根本就是要有健康的習慣。”他説，政府如果能以嚴肅的法律來確定綠色建築設計的方方面面，那麼開發商對待這個問題，也會更加認真。

　　這位建築師扳起指頭，盤點著全球綠色城市的“政府經驗”。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關鍵詞是“強勢”。市政府頒布政策，自2009年底開始，所有1991年前生産的汽車都將被禁止進入市中心區域，以減少城市的空氣污染。 同時，每年撥出4000萬美元的預算用於城市基礎設施的環保改造。

　　斯德哥爾摩市政府專門制定了“斯德哥爾摩公園計劃”，以發展當地的公園和公共綠地。幾十年下來，這座北歐城市已擁有1000個公園、7個自然保護區(周邊地區共有200多個自然保護區)、24塊公共海灘、2700多家清潔技術公司，90%以上的居民的住宅離城市公共綠地的距離在300米之內。

　　該市政府甚至明文規定，“2050年城市不再使用石油和煤做燃料”。

　　注意，這裡沒有“力爭”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