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英國人口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在給其好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信中説：“探尋國富國窮的原因是政治經濟學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顯然，“國家為何有貧富之分，健康羸弱之分，以及食物多寡之分”，既是經濟增長理論的終極關懷，也是推動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不斷探究的動力。

　　近200年後，麻省理工學院基利安經濟學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大衛·弗羅倫斯政府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在比較研究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觀點。這與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制度是重要的”觀點一致，但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更進了一步，繼續分析制度為什麼是重要的、制度影響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機理是什麼、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差異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等基本問題。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引入“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來詮釋“國富國窮”問題的新思維。在他們看來，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其一，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組合構成“良性迴圈”：激勵投資和創新，允許創造性破壞，從而帶來經濟繁榮；其二，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組合構成“惡性迴圈”：投資和創新受到抑制，創造性破壞無法實現，經濟發展停滯；其三，汲取性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組合“可以産生增長，但不可持續”；其四，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的組合“極為少見”。

　　四種制度組合論，也許並不是什麼創新。不同的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明確強調，不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決定性的。因為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續地允許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存在。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研究發現，在現代有些國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幾乎所有國家採用的都是汲取性制度，比如光榮革命前的英國、大革命前的法國、獨立革命前的美國及明治維新前的日本。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建立起包容性制度，並非必然，而是偶然。是關鍵的“歷史節點”上的重大事件和細小的“初始差別”導致了這個結果。比如，在14世紀，東西歐擁有基本相似的制度。然而，面對“黑死病”這一“關鍵節點”，東西歐的政治精英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同樣，面對16世紀大西洋貿易這個“關鍵節點”，英國王室和西班牙王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前者選擇開放大西洋貿易，這使更多的人獲得了經濟利益；而西班牙王室則選擇壟斷大西洋貿易，使它在獲取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已有的汲取性經濟和政治制度。

　　在強調國家制度轉型過程中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時，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還特別採用了“制度漂移”這個術語。制度發展變化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塊的漂移，兩塊本來緊挨在一起的冰塊，可能會漂移得越來越遠，原因在於它們在運動的過程中受到了許多偶然因素的影響。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同為歐洲人的殖民地，在歐洲殖民之前，這些地區並沒有太大差別。西班牙人最先到達南美洲，到處搜刮黃金、白銀及其他貴重物品，迅速致富；當英國殖民者到達北美洲時，由於資源分佈和人口分佈的差別，沒法複製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結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這還導致了歐洲不同地區之間制度的差異，光榮革命發生在英國而沒有發生在西班牙，就是因為英國王室面臨著更大的財政壓力，不得不跟議會妥協以獲得更多徵稅許可。由於光榮革命發生在英國，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結果促成了工業革命。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進一步研究還發現，在汲取性制度下，當局或者統治者能利用權力在短時間內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如前蘇聯在早期的經濟增長，當局通過集體農場強制勞動、降低農産品價格並提高工業品價格等強制收購政策，集中資源發展工業， 實現了工業的迅速騰飛。前蘇聯的經濟增長到20世紀60、70年代之後逐漸下降，但至少實現了50多年的增長，並曾一度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並且唯一能與西方對抗的國家。

　　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還有可能成為經濟創新的絆腳石和扼殺者，因為他們有著維繫已有汲取性經濟制度的強烈動機。此種動機不僅是經濟性的，更是政治性的。由此，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引入了約瑟夫·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認為由經濟創新帶來的“創造性破壞”不僅具有經濟效應，而且會導致政治後果。

　　比如，蒸汽機的原型首先出現在法國，但法國並沒能立即享受蒸汽機技術帶來的經濟效益，原因在於政治精英對“創造性破壞”所導致的政治後果可能會使某些法國行會衰落、進而引發政治動蕩的擔憂。同樣，在殖民時期，非洲很多酋長竭力反對修建鐵路，因為這有可能削弱他們的政治控制能力。

　　由此，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定，汲取性經濟制度壓抑了“創造性破壞”，因為汲取性制度的根本特點就是要保持現有秩序。其實，能否激發“創造性破壞”是經濟體制的好壞的主要標誌之一。美國的經濟體制有巨大的包容性，而包容性經濟體制鼓勵“創造性破壞”的各種發明，難怪近百年世界上各種技術和發明大多都出現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