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場上的中國科學家

　　文·唐 靖

　　“九一八”事變標誌著日本侵華戰爭爆發，面對強敵入侵，有識之士再次意識到“科學救國”的重要性。抗戰期間，諸多科普刊物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科學家紛紛以筆為戈，為刊物撰稿，科普刊物傳遞國內外最新科技成就，並緊扣抗戰，極大地提高了民眾的科學素養和愛國熱情。

　　歲月流逝，那些抗戰時期興辦的科普刊物早已紙頁發黃，僅余少量存本。聊聊過去的它們，以另一種方式來紀念抗戰，緬懷烽火歲月裏，科學家們試圖通過科普來支援抗戰的熾熱之心。

　　中華自然科學社的《科學世界》

　　1932年11月，中華自然科學社在南京創辦了《科學世界》，它以中小學師生為主要閱讀對象，以通俗有趣為特點，發表通俗文章，並配合科學演講和展覽來普及科學知識，為適應抗戰需要，抗戰期間，著重介紹各種軍事技術和防空、防毒、防疫、救護，刊載資源調查報告等。

　　中華自然科學社前身為華西自然科學社，由趙宗燠、李秀峰、蘇吉呈、鄭集四名中央大學川籍學生發起，1927年成立於南京，其初衷是促進祖國西部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後，受國難刺激，該社決心獻身科學救國，把工作重點逐步轉移到抗日救亡和向大眾普及科學知識上來。

　　該社發起人之一鄭集，是《科學世界》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他從美國獲博士學位後歸來，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生物化學研究室，並兼任中央大學教授，後因戰事所迫隨工作單位西遷。他一生主要從事生物化學方面的研究，並做了不少科普工作。《科學世界》創刊後，鄭集發表了諸多文章，諸如《戰時科學家的責任》《科學到民間去》《食物與中毒（在廣播電臺演講稿）》《近年來生理化學中幾種最有趣味的進步》等，在普及生物化學知識的同時，他還強烈呼籲科學家承擔起“科學救國”的責任，為抗戰貢獻己力，並以身作則，除寫文章外，還常到廣播電臺進行演講，傳遞科學知識，他是烽火年代裏眾多為抗戰奮鬥的科學家代表之一。

　　另外，在抗戰期間，中華自然科學社還進行了其他一些科普工作，如1942年創辦了英文刊物《中國科學》，主要面向國外介紹中國的科技進展，1943年創辦了英文刊物《科學文匯》，介紹國外科學進展，有意識地推動戰時我國科技的國際交流。

　　科學化運動和《科學的中國》

　　半月刊通俗雜誌《科學的中國》創刊于1933年，是20世紀30年代科學化運動的産物。“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知識界普遍發出了科學救國的呼聲。在這一氛圍的影響下，1932年11月，一批科學家、教育家和部分政要、名流，組織科學化運動協會，發起了科學化運動。由於戰勢需要，該協會將國防科普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科學的中國》第八期為“國防專號”。

　　《科學的中國》以張其昀為總編，戴安邦等人為編輯，並有許多科技界人士為該刊撰稿。總編張其昀是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被譽為中國人文地理開山大師，作為主編，他曾在創刊號上撰寫《“科學”與“科學化”》來闡述科學是什麼及中國為何要科學化，在同期刊發的《也來“寒暄”幾句》裏，他以通俗的語言、圖文並茂地闡述為何溫帶地區要優於熱帶地區、自然帶的垂直及水準分佈，並從方位論上來探討中國人為何被稱為中國人。

　　科學化運動協會成員吳承洛也是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出生於19世紀末，是著名的化學家和學會工作活動家。“九一八”事變後，尚在中央工業試驗所任職的他與人合作對煙幕、毒氣進行研究，並研製出防毒面具，為國防化學做出了貢獻。抗日戰爭期間，他任經濟部工業司司長，組織重要工廠西遷，組織學術團體開展活動。在動蕩不安的抗戰歲月，他極力推動我國化學事業的發展，曾創辦多種科技刊物並擔任主編，積極從事科普工作，試圖以科學來支援抗戰，在《科學的中國》上發表了諸如《國防事業科學化綱要之擬議》《中國科學化的先決問題》等文章。“嗜好只有工作，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服務科學技術，服務祖國”，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在抗戰期間，他尤為如此。

　　1937年，盧溝橋的炮火肆虐蔓延，《科學的中國》暫停刊行，直到1938年1月，在湖北漢口發行了《科學的中國——戰時半月刊》，作為戰時特刊，它共出9期，至1938年5月停刊，《科學的中國》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聚焦科學與戰爭的《抗戰科學》

　　在抗戰形勢極為緊張的1939—1940年，《抗戰科學》在成都誕生，從1939年1月到1940年12月，共出刊20期，如其創刊號所言，《抗戰科學》是戰後勃發的無數刊物裏極為少見的將科學與抗戰聯繫起來的科技類月刊。它本著通俗化、大眾化的原則，宣傳抗戰中的各種科學知識，傳播內容應對抗戰需要，如軍事科學等。

　　在力學、物理學、應用數學領域均做出了卓越貢獻的談鎬生曾為該刊撰稿，他自幼便愛好廣泛，極具藝術才能，但在藝術與自然科學兩者之間，他選擇了自然科學，因為他曾説，對於貧窮國家而言，自然科學比藝術來得重要。在交通大學就讀期間，他還積極帶領同學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國運動，1940年，他來到中國航空研究院工作，發明瞭當時空軍教練中急需的“滑翔機蒙布表面張力測試儀”，解決了空軍的燃眉之急。這年，他在《抗戰科學》上所發表的《給有志工程的青年們》一文裏，以一名過來人的身份闡述如何才能成為工程師，並熱切呼喚，在抗戰建國的艱難時期，國家需要能實幹、苦幹的工程師們，望有志於工程的青年們能勇敢奮鬥。彼時已在科技界嶄露頭角的談鎬生，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餘，還積極撰寫或翻譯國外文章，發表于《抗戰科學》上。自幼家境貧寒的他明白，世道艱難之時，唯有科技，才是擊敗敵人的最佳武器。

　　而呼籲廣大青年學習科學知識投身抗戰正是《抗戰科學》的最大目標，在民族危亡之際，它應運而生，《抗戰科學》曾説，“祝勝利之花遍地發芽，年年歲歲開自由之花”。它存在不長，但作為一本專為突出科學與抗戰關係的科普類刊物，它獨特，所以不應被遺忘。

　　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的《科學與技術》

　　《科學與技術》是官方主辦的科普雜誌，創刊于1943年，具體停刊時間不詳，它凸顯了戰時政府對科技的重視，意義重大，主辦單位為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它于1942年在重慶成立，是軍政部為動員全國科學家積極參加抗戰、推進國防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設。

　　在《科學與技術》的創刊號上，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發表了懸賞文章，懸賞100萬元鉅款徵求10項科學發明，引起了極為重大的反響。戰時的特殊情況決定了需求，也從側面表明，他們所主辦的《科學與技術》著重普及國防科學，以提升國防科學為目標。

　　文理兼通奇才顧毓琇曾為該刊撰稿，在1943年發表的《今後的理工教育》長文中，他從對我國以往理工教育的檢討及今後理工教育的趨向兩大方面來探討我國的理工教育。在他看來，中國國防建設必須和科學技術結下姻緣，而基本工作應當以理工教育為主題。在文末，他強烈呼籲已有科學成就的人能繼續奮鬥，尚未從事科研工作的青年能勇敢地走入科學與技術之門，我國的國防建設道途險阻，但科學工作者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不畏艱難。

　　著名電信專家趙曾玨亦為該刊撰寫過不少文章，他在《科學與技術》上發表了諸如《抗戰以來之科學進展》《要科學化必須要數學化》《國防與交通》等。在《國防與交通》（該文發表于1944年第1卷第5期“國防交通專號”上）一文中，他從鐵道、公路、郵電、航空、水運、驛運這幾種交通運輸方式來分析闡述我國的交通網，並呼籲大家摒棄側重發展自己所在行業的偏見，以構建全國大交通網幫助國家建立堅強國防後盾為目標，相互幫助，犧牲小我，成就大我。抗戰後，他被交通部任命為電政第3區特派員，兼任浙江省電話局局長，1943年又擔任交通部郵電司司長，對我國抗戰期間的郵電事業有著深刻的認識。他的呼籲，是他個人對我國交通建設唯一的目標，也是戰時科學家們的心聲。

　　上述幾種科普雜誌，代表著戰時大量涌現的科技類雜誌，限于篇幅，筆者難詳述，它們基本上都已成為了歷史，卻在不同程度上推進了近代科學中國化，為抗戰做出了貢獻。我們應記得，在度日維艱的抗戰歲月裏，曾有一群科學家，在為科技事業奮鬥時，還曾以一批雜誌為陣地，筆耕不綴，慷慨陳詞，以一顆科技救國之心，來挽救民族危亡。

　　（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項目辦公室對本欄目提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