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場上的中國科學家

　　抗戰爆發後，隨著高校、科研機構西遷，大批科技精英雲集陪都重慶及四川地區。戰火紛飛的歲月裏，科研條件極為艱苦，科學家的生活也極為清貧，但科研領域仍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因為他們，歷經重重阻礙傳入我國的近代科學才未被戰火吞滅。

　　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特殊時日，本文試圖講述戰時在陪都重慶及四川其他地區做出了突出成就的科學家們的故事，每一位科學家的經歷都值得我們去緬懷，但限于篇幅，只得選幾位簡述，藉此聊表緬懷之心。

　　黃汲清：找油找氣，為國爭光

　　1935年，黃汲清在瑞士完成學業，歸國途中訪問了美國等地，其蓬勃發展的石油地質工業，讓他熱血沸騰。回國後，黃汲清在當時隸屬經濟部的地質調查所（即中央地質調查所前身）工作，南京會戰時，擔任副所長的他組織全所員工，幾經波折，遷至重慶北碚，1938年，他正式擔任所長。

　　抗戰時期的迫切需求讓人們意識到地質調查的極端重要性，在主持地質調查所時，他親自從事的調查主要在四川盆地內，曾有國外專家斷言這裡沒有油、氣，但黃汲清不理會這種論斷。後來，他在川西南的嘉定銅街子發現了天然氣，否定了關於天然氣只來源於二疊係煤層的説法，多期生油説在他腦海中萌芽。此次調查後，黃汲清還在《鑽探四川石油之我見》一文裏提出了“陸成地層可以為重要含油層”的可貴見解。

　　1939年，他在隆昌發現了聖燈山天然氣田，這是中國第一個天然氣田，對支援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8月，早已辭去所長職務的他組織調查隊赴河西走廊一帶考察，在此之前，受教于西方地質學的他也是海相生油論者，而一系列的野外實踐和研究讓他在調查結束時，形成了著名的陸相生油説，這讓他更加堅信，中國廣袤的大地一定富含油氣。此後不久，受資源委員會之托，黃汲清再次帶領隊伍赴新疆考察，歷時六個多月。1943年夏到1945年夏，他筆耕不綴，對自己20年來的地質研究及前人成果進行系統總結和研究，出版論著20余種，其中《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是他治學生涯的代表作，在世界地質科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葉渚沛：鋼花飛濺，丹心為國

　　1933年，已在冶金學界嶄露頭角的葉渚沛謝絕柏林大學之邀，以“科學救國”為己任，回到了千瘡百孔的祖國，時年33歲。他生於菲律賓，祖籍福建廈門，雖生在國外，卻始終惦念著祖國。

　　回國後，葉渚沛在國防設計委員會（1935年改為資源委員會）任化學專門委員，在他的建議下，以鐵合金、鋁、氮肥為研究對象的冶金研究室在南京成立，葉渚沛為主任。盧溝橋事變後，葉渚沛被迫帶領研究室撤退，幾經輾轉，于1938年撤至重慶。

　　葉渚沛把重慶煉銅廠廠址選在重慶化龍橋，在他的帶領下，重慶精銅廠很快便建成了，該廠以民間收來的各種雜銅為原料，在1939至1941年間共生産電解精銅一千五百多噸。1940年，葉渚沛在綦江三溪鄉主持建立煉鋅廠，由於戰爭，大批科技人員流失，技術力量薄弱，他白天帶人建磚瓦廠燒磚，以備所需原料，夜裏則用菜油燈照明畫圖紙、查資料。沒有電力，他就把兩台彌足珍貴的10千瓦直流發電機運到三溪，在尚未購得柴油發電機前，每天安排工人燒木炭先發動汽車再帶動發電機發電以作為工廠運作的動力。1941年，蔣介石命令將化龍橋煉銅廠及三溪的純鐵煉廠、煉鋅廠合併，命名為資源委員會電化冶煉廠，葉渚沛任總經理，總廠設于三溪。

　　從1939年建廠到1945年，電化冶煉廠年平均生産精銅近500噸，是當時國內唯一的電解精銅生産廠，産品均為兵工所用。此外，在抗戰期間，葉渚沛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掩護共産黨的地下活動，1938年，曾協助白求恩大夫到延安，併為新四軍購買作戰物資等。熾熱的鋼花飛濺，他以丹心報國，在抗戰功勞簿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也被中國冶金史永遠銘記。

　　黃萬里：一生所繫，步履往之

　　1937年，黃萬里從美國歸來。作為高材生，他謝絕了浙江大學等名校的邀請，選擇了四川水利局，開始了在長江上游干支流之間的行走。在出國之前，他是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的一名鐵路橋梁工程師，之所以放棄本職，是因其受時局所感，1931年長江、漢水氾濫及1933年黃河成災讓他深刻地認識到水利建設的重要性。彼時，尚是一名學生的他便打定主意，畢業後出國學水利，黃河水流萬里，再難治理，也總能找到解決之道。

　　作為時局造就的水利專家，黃萬里勞苦功高。到四川報到約一個星期後，水利局就派他帶人參加全國水利勘探，在水急流湍的金沙江勘探水道河情，歷時三個月。在川八年，他的足跡遍佈長江上游和其在川境內的所有主要支流，曾六次步行勘探岷江、烏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千米，途中險象環生，他用腳步打下了牢固的水文地貌學基礎，支撐起自己的學術生涯。而那時，因為貨幣貶值嚴重，工程人員的生活艱難，為了維持工作正常開展，他還組織了長城公司承包工程，為美軍建機場、修宿舍，用賺來的錢財改善工作人員生活狀況。

　　值得一提的是，他剛回國不久，便應四川綿陽三台縣縣長之邀在兩岸皆為滑坡臺地的險要地區設計了一座精妙的石拱渡橋，難度極大，曾被其父改名為“高家橋”，但當地人仍稱之為“萬里橋”，足以反映他們對這座橋的喜愛和對黃萬里的認可。

　　侯德榜：躬耕化學，造福人類

　　1921年，愛國實業家范旭東向遠在美國的侯德榜發出了邀請，請他“學成回國，共同創辦中國的制鹼工業”，侯德榜欣然同意，他一生為之奮鬥的中國化學事業，便拉開了帷幕。回國後，侯德榜帶領同仁做出了一系列有突破性的貢獻，諸如獲萬國博覽會金質獎章的“紅三角”牌純鹼等。

　　盧溝橋事變後，侯德榜及同仁不畏日本人威脅並積極響應抗戰，利用工廠設施，生産硝酸銨炸藥和地雷殼等物資，支援前線，遭日本飛機轟炸，該廠無法繼續生産。1938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橋籌建了永利川廠，侯德榜臨危受命，出任廠長兼總工程師，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還籌辦四川鹼廠。由於四川條件所限，氨鹼法並不適用，1939年，他率領團隊遠赴德國想要購買察安法專利，卻受到百般刁難，對方還提出了辱國條件，侯德榜毅然中斷談判，立志要自行研究。

　　德國之行後，他帶領大批科研人員潛心研究，功夫不負苦心人，1941年，“侯氏制鹼法”誕生了，它將察安法與蘇爾維法融為一體，比德國的更為優越。1943年，中國化學會第十一屆年會在五通橋召開，“侯氏制鹼法”榮獲“中國工程學會一屆化工貢獻最大者獎”。

　　侯德榜本可高價出售專利而發大財，但他卻將奧秘公之於眾，讓世界人民共用科技成果。他實現了中國人制鹼的夢想，為發展我國的化肥工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奠定了現代化學工業大廈的基石。

　　李先聞：潛心農業，科研報國

　　1929年，當目睹國破家貧、政治動亂的社會現狀後，剛回國的李先聞決定遠離政治，潛心農業，用科研成果來回報祖國。因為戰亂，他輾轉于諸多大學間任教，科研條件雖差，但他很快便做出了顯著成績，將作物育種與遺傳理論研究相結合，成為了知名的“小米專家”。

　　1937年，李先聞隨國民政府遷至四川，1938年，他應四川農業改進所之邀，擔任該所糧食作物組主任，隨後還擔任過四川稻麥改良場場長，負責研究糧食增産，並制定水稻作業檢定計劃。當時，他在合川檢定的一個水稻優良品種在綿陽試驗成功，推廣後，糧食産量顯著增長，有助於改善戰時我國積貧積弱的狀況。

　　這期間，後來成為著名遺傳學家的李競雄、鮑文奎長期跟隨他學習工作，他們致力於麥類、粟類作物細胞遺傳學的系統研究，在秋水仙素引變植物多倍體、粟類遠緣種間雜交及其進化、小麥矮生性狀的遺傳分析等方面，獲得了獨創性的研究成果。1944年，中研院植物研究所在重慶成立，其細胞遺傳研究室是當時國內唯一官辦的遺傳學研究機構，李先聞擔任室主任，主持開展研究工作。在他的帶領下，研究室先後重點開展了小麥、粟、甘蔗等和有關種屬的染色體與性狀之間關係的研究，為農作物遺傳育種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十分珍貴。

　　李先聞從不輕信書本，身體力行在田野間奔波，力圖獲得第一手資料。後來，胡適在擔任中研院院長髮表就職演説時，強調為國家前途，應走學術研究大道，並以李先聞為例證。李先聞作為對我國遺傳事業做出大量獨創性貢獻的學者，一生默默耕耘，以科研成果來支援祖國，代表著戰時科學家們最樸實的心願。

　　（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項目辦公室對本欄目提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