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由俄羅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的《勞爾·卡斯特羅》在俄外交部接待宮舉行了推介會，俄外長拉伕羅夫親自出席活動並致辭。拉伕羅夫對該書作者尼古拉·列昂諾夫給予了高度評價。值得一提的是，列昂諾夫曾是蘇聯克格勃退役中將。

　　日前，列昂諾夫在自己的莊園裏接受了《國際先驅導報》的專訪。

　　勞爾·卡斯特羅的俄羅斯好友

　　這位已經87歲的老人在接受採訪時思路清晰，但他給我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他那深不可測的目光。

　　據《勞爾·卡斯特羅》一書講述，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蘇聯領導層希望擴大與西方聯繫，從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挑選了15名畢業生送出去深造，為將來與外國領導人會晤培養熟練翻譯，列昂諾夫名列其中。當年5月，他從義大利登船去墨西哥，在船上結識了勞爾·卡斯特羅。

　　勞爾·卡斯特羅攻打矇卡達兵營失敗後，1956年夏天被流放到墨西哥。列昂諾夫在街上再度巧遇勞爾，並認識了切·格瓦拉。但是後來這幾位古巴革命者被墨西哥特工逮捕，警察在搜查切·格瓦拉住所時找到了列昂諾夫的名片。列昂諾夫因此被發配回莫斯科，在外國文學出版社謀生。

　　1958年，菲德爾領導的古巴革命成功在望，蘇聯對古巴興趣陡增。列昂諾夫命運斗轉，被緊急起用，1958年加入克格勃。1963年菲德爾訪蘇時，列昂諾夫任其翻譯。列昂諾夫與勞爾相識幾十年，在新書中用生動的語言講述了勞爾的生平和活動，涉及古巴革命、蘇古關係發展。

　　與勞爾相識是機緣巧合

　　記者：您的新書《勞爾·卡斯特羅》中透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實，您想告訴讀者什麼？

　　列昂諾夫：我這一生幸運的是，我在24歲的時候，遇到了同樣是年輕人的勞爾·卡斯特羅。自然界中最偉大的現象是友誼，我恰恰同他結下了。通過同勞爾的友誼，我對拉美、對古巴的了解大大加深。這不是純粹由國家利益結下的友誼，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我1991年退休至今已經25年了，而他是國家和黨的領導人，但我們之間一直保持著非常密切的情誼。我一直應他的邀請每隔兩三年去一次古巴。我們常常一起討論時局，我們總能找到共同看法。

　　記者：是否存在那種情景，一下子讓您意識到你們之間建立了信任關係？

　　列昂諾夫：我認識勞爾是在1953年坐客船橫渡大西洋時，我們之間的友誼是完全自發産生的。

　　記者：您在蘇聯被視為是發現勞爾有領導國家能力的第一人。您是否同意這一説法？

　　列昂諾夫：這麼説太誇張了。勞爾與菲德爾一樣是天生的領導人。如果看看卡斯特羅兄弟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他們從一開始就表現得像領導人。大學時代他們就領導學生組織和抗議運動，他們從不躲在同志的背後。

　　“你幫助搭個橋吧，同勞爾談談”

　　記者：您和卡斯特羅兄弟的交往對您一生是否有所幫助？

　　列昂諾夫：因為我認識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羅兄弟，曾被認為是一個政治上不明智、不成熟的人，我立志成為一名外交家的夢想也隨之遭到打擊。後來古巴革命勝利了，我又變成了一個被需要的人。蘇聯領導層為了構建古巴與蘇聯的關係體系，很重用我，因此我經歷了大起大落。這是命運的捉弄，但結局是很好的。

　　記者：國家關係影響您同勞爾的友誼嗎？

　　列昂諾夫：當我們兩國關係緊張時，我們的領導人常求助我，説，列昂諾夫，去趟哈瓦那，同勞爾解釋解釋我們的立場。我總是愉快地執行這類使命。因為我一貫贊成俄古兩國之間建立友誼和密切關係。我去了，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記者：您的書籍是否經過了相關機構的審查？

　　列昂諾夫：（笑）並沒有。幾年前我出版了一本關於菲德爾政治生涯的書，古巴人給了我很多幫助，讓我查閱了大量文獻，並按照我的要求給我提供了一些文件。俄羅斯和古巴都沒有對這本書進行任何審查，這是完全依照我本人意志寫成的作品。

　　記者：勞爾看過您的新書嗎？他怎麼評價？

　　列昂諾夫：在勞爾今年5月來莫斯科參加二戰勝利70週年慶典時，我將這本書作為禮物送給了他。他已經讀過了，很喜歡。他給我留言“非常感謝您寫了這本書”，對於我來説這是一種獎賞。（據《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