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猶太民族沒有祖國，在歐洲遭遇的是有計劃有秩序的大屠殺。戰後數十年間，猶太民族採取了多種方式，將戰爭創傷逐漸鐫刻在民族記憶之中。

　　以色列1948年建國後受到了嚴峻的生存挑戰。建國後的第一個十年，約50萬大屠殺倖存者涌入以色列。為確保新建猶太國家的合法性和生存權利，以色列在建國之初頒布了系列與塑造民族記憶有關的立法。首先是建立大屠殺紀念日。大屠殺紀念日定在“華沙隔都起義”開始的第一天，目的在於彰顯大屠殺中的英雄主義。1959年，以色列又規定將大屠殺紀念日的名稱定為“大屠殺與英雄主義日”。其次是建立大屠殺紀念館。早在1953年，以色列議會便通過有關法令，決定建立大屠殺紀念館，並將其定為紀念大屠殺的國家機構。紀念館地理位置的選擇也與英雄主義聯繫在了一起。

　　因此，在上世紀50年代，在以色列談論大屠殺的苦難與國家精神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多數倖存者為了在新的環境裏求得生存，情願將慘痛的經歷埋藏在心靈的墳墓中。

　　以色列大屠殺記憶的轉折始於1960年。當時的本-古裏安政府對納粹頭目艾希曼進行公開審判，目的在於教育國人了解大屠殺真相，讓倖存者公開講述自己的苦難，使以色列年輕人意識到猶太人在大屠殺中並非像在1948年“獨立戰爭”那樣取得勝利，而是如同“待宰羔羊”一樣走向屠場，開始認同倖存者的苦難。

　　自此以後，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一直在國家意識形態中佔據著重要地位。自1988年以來，以色列教育部進一步推廣生存者之旅項目。這是一個年度教育項目，主要是組織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些科研工作者和各界人士的代表前往波蘭，探尋大屠殺歷史遺跡。這些人在十幾天的旅途中，不但對慘痛的民族歷史有了更為直觀的了解，並且表示要在哭泣與沉痛之外，發奮自強，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時至今日，大屠殺教育成為國家化與國際化的項目。在以色列內部，大屠殺乃是以色列人身份建構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世界範圍內，大屠殺與全球化的諸多現象，如反猶主義、民族身份、以色列-大流散關係以及人性等諸多問題聯繫在了一起。

　　而在大屠殺教育國家化與國際化的進程中，大屠殺紀念館起到了重要作用。2005年3月大屠殺紀念館的新館揭幕，紀念館中的800名老師每年在以色列各地組織活動，講授同大屠殺相關的內容，在紀念館內為以色列學生和軍人進行培訓，並用9種語言舉行海外大屠殺講習班，將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聚集到大屠殺紀念館接受培訓，講課內容涉及猶太教、猶太歷史、猶太文化與文學、大屠殺歷史等諸多方面。每隔兩年，大屠殺紀念館會主辦一次國際研討會。海外猶太社區的大屠殺教育基本上與以色列同步。

　　非猶太世界的大屠殺教育也值得重視，許多國家都建有大屠殺紀念碑、檔案館、圖書館和研究中心。最近十幾年，關於大屠殺的討論在非猶太世界逐漸增多。1998年，歐盟成立了國際大屠殺教育聯盟，資助大屠殺教育。2005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的1月27日，即解放奧斯維辛-波克瑙的那一天定為大屠殺紀念日。197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學校開始進行大屠殺教育，並且通過一些文學媒介進入到美國意識當中。1993年，大屠殺紀念館在華盛頓揭幕。聯合國也有專門的項目，推廣大屠殺教育。以色列大屠殺教育工作者紛紛表示，記憶的目的並不單純在於銘記歷史，而是要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鐘志清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