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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女學者支招破解“晚婚焦慮”

  • 發佈時間:2015-08-27 17:13:00  來源:中國新聞網  作者:肖欣  責任編輯:羅伯特

  中新網濟南8月27日電 (記者 肖欣)“事實上中國‘剩下’的是男性居多,但整個社會所營造的好像是‘剩女’已經成為無法接受的社會焦慮現象。”正在濟南召開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女性學者的研討頻頻觸及“剩女焦慮”、“晚婚潮”、“女同”、“性平權”等現實熱點。

  據記者拿到的議程,大會超過10場邊會聚焦“女性話題”,主題從“婦女和政治現代性”、“全球年輕女性歷史”等大敘事到“家務和家庭生活”、“晚婚”等小話題。27日首場“婦女史研究前沿”主題論壇,吸引到來自各國的40多名女性學者參加討論。

  復旦大學副教授陳雁專注婦女史研究,她用“新女權主義”形容當今中國年輕女性從事的與性別平等相關的運動。陳雁的研究發現,中國的“女權主義”歷經幾個階段:1949年以後以婦聯為主導的“國家女權主義”,80年代後在女性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間以寫作、研究、教學等方式復萌的女權主義,以及當下活躍的“新女權主義”群體。

  當今中國年輕女性面臨的社會具有強大衝擊力,陳雁向記者指出,倡導“新女權主義”和“女人首先要做賢妻良母”的話語都很有市場,且充滿矛盾。

  晚婚可能導致的生育率下降,在日本也成為引發社會焦慮的問題。日本學者Rui Kohiyama指出,“政府一方面鼓勵年輕女性去工作,一方面又希望她們多多生育,以至她們于不知道該怎麼辦。”

  “年輕女性晚婚的原因很難用單一因素解釋”,陳雁認為,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當代中國女性獲得更多受教育權、工作權,更大範圍進入到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對很多傳統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的領域産生了衝擊和挑戰。此外,1949年中國曾在國家體制下倡導“男女平等”,所帶給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動力也應該得到肯定。

  而同樣接受良好教育的日本年輕女性還面臨著“經濟危機”帶來的現實壓力:丈夫的收入不再足以負擔整個家庭。年輕女性有能力進入職場,她們也必須去工作。Kohiyama表示,“即使她們願意回歸家庭成為全職主婦,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

  “晚婚現象當然也是女性獨立意識崛起所帶來的”,“隨著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獲得高收入、高職位而大量出現,晚婚成為社會現象”,但陳雁指出,中國大陸對晚婚女性“不友好”的話語氛圍在其他地區卻是“少見的”。

  她舉例説,“我的同事在做上海人民廣場相親角的研究,發現其實最焦慮的是中國的父母”,“我卻在台灣發現,女性30歲以後結婚的也很多,幾乎完全沒有這樣的壓力,大家心態都很平和,沒有大陸呈現出的焦慮氛圍”。

  陳雁也注意到“新女權主義”群體人員構成的變化,“這些女孩子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或精英群體,她們來自五花八門的不同職業,‘女同’群體成為最活躍的力量”,她還觀察到,在80年代後的女權運動中不太談及的“性平權”,在當今新女權運動中的表現則“非常激烈”。

  國際歷史學會委員、斯坦福大學教授卡倫·奧芬則以美國青年人的婚姻狀況舉例指出,在美國,“晚婚”並非受公眾關注的“話題”或“問題”。“有人選擇晚婚,也有人早早結婚,還有人保持戀愛關係但不結婚”,她強調,“這都是個人選擇,是個人化的、是自由的”。

  對於婚姻和家庭,陳雁認為,婚內女性需要承擔的責任包括生育、撫養下一代和承擔家務等,結婚成本對大多數職場女性而言的確是負擔。Kohiyama指明一個事實,養育子女也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職場與家庭的多重責任讓女性無法兼顧。而卡倫認為,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並沒有問題,關鍵是女性無論在哪做貢獻,都應當受到尊重。

  至於緩解焦慮的辦法,Kohiyama建議年輕女性轉變觀念,“為什麼不與你們年輕的丈夫們去談判:我來分擔一半收入,你來分擔一半家務呢?”陳雁則期待,新女權運動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全面推進公正、平等的一支力量。雖然強調自己並不是女權主義者,但卡倫也指出,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女權運動仍有必要,因為“經濟上的平等容易實現,而觀念很難改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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