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濟南8月27日電 (記者 肖欣)“事實上中國‘剩下’的是男性居多，但整個社會所營造的好像是‘剩女’已經成為無法接受的社會焦慮現象。”正在濟南召開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女性學者的研討頻頻觸及“剩女焦慮”、“晚婚潮”、“女同”、“性平權”等現實熱點。

　　據記者拿到的議程，大會超過10場邊會聚焦“女性話題”，主題從“婦女和政治現代性”、“全球年輕女性歷史”等大敘事到“家務和家庭生活”、“晚婚”等小話題。27日首場“婦女史研究前沿”主題論壇，吸引到來自各國的40多名女性學者參加討論。

　　復旦大學副教授陳雁專注婦女史研究，她用“新女權主義”形容當今中國年輕女性從事的與性別平等相關的運動。陳雁的研究發現，中國的“女權主義”歷經幾個階段：1949年以後以婦聯為主導的“國家女權主義”，80年代後在女性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間以寫作、研究、教學等方式復萌的女權主義，以及當下活躍的“新女權主義”群體。

　　當今中國年輕女性面臨的社會具有強大衝擊力，陳雁向記者指出，倡導“新女權主義”和“女人首先要做賢妻良母”的話語都很有市場，且充滿矛盾。

　　晚婚可能導致的生育率下降，在日本也成為引發社會焦慮的問題。日本學者Rui Kohiyama指出，“政府一方面鼓勵年輕女性去工作，一方面又希望她們多多生育，以至她們于不知道該怎麼辦。”

　　“年輕女性晚婚的原因很難用單一因素解釋”，陳雁認為，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當代中國女性獲得更多受教育權、工作權，更大範圍進入到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對很多傳統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的領域産生了衝擊和挑戰。此外，1949年中國曾在國家體制下倡導“男女平等”，所帶給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動力也應該得到肯定。

　　而同樣接受良好教育的日本年輕女性還面臨著“經濟危機”帶來的現實壓力：丈夫的收入不再足以負擔整個家庭。年輕女性有能力進入職場，她們也必須去工作。Kohiyama表示，“即使她們願意回歸家庭成為全職主婦，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

　　“晚婚現象當然也是女性獨立意識崛起所帶來的”，“隨著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獲得高收入、高職位而大量出現，晚婚成為社會現象”，但陳雁指出，中國大陸對晚婚女性“不友好”的話語氛圍在其他地區卻是“少見的”。

　　她舉例説，“我的同事在做上海人民廣場相親角的研究，發現其實最焦慮的是中國的父母”，“我卻在台灣發現，女性30歲以後結婚的也很多，幾乎完全沒有這樣的壓力，大家心態都很平和，沒有大陸呈現出的焦慮氛圍”。

　　陳雁也注意到“新女權主義”群體人員構成的變化，“這些女孩子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或精英群體，她們來自五花八門的不同職業，‘女同’群體成為最活躍的力量”，她還觀察到，在80年代後的女權運動中不太談及的“性平權”，在當今新女權運動中的表現則“非常激烈”。

　　國際歷史學會委員、斯坦福大學教授卡倫·奧芬則以美國青年人的婚姻狀況舉例指出，在美國，“晚婚”並非受公眾關注的“話題”或“問題”。“有人選擇晚婚，也有人早早結婚，還有人保持戀愛關係但不結婚”，她強調，“這都是個人選擇，是個人化的、是自由的”。

　　對於婚姻和家庭，陳雁認為，婚內女性需要承擔的責任包括生育、撫養下一代和承擔家務等，結婚成本對大多數職場女性而言的確是負擔。Kohiyama指明一個事實，養育子女也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職場與家庭的多重責任讓女性無法兼顧。而卡倫認為，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並沒有問題，關鍵是女性無論在哪做貢獻，都應當受到尊重。

　　至於緩解焦慮的辦法，Kohiyama建議年輕女性轉變觀念，“為什麼不與你們年輕的丈夫們去談判：我來分擔一半收入，你來分擔一半家務呢？”陳雁則期待，新女權運動成為推動中國社會全面推進公正、平等的一支力量。雖然強調自己並不是女權主義者，但卡倫也指出，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女權運動仍有必要，因為“經濟上的平等容易實現，而觀念很難改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