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係緊張，常常源於患者對醫護人員“冷漠”態度的怨氣。事實上，“冷漠”的種子可能是從醫學院訓練新生的時候就開始埋下。自從醫療專業精英化以來，一種觀點逐漸成了主流：醫生應壓抑個人情感的表達，對患者儘量表現“疏離的關懷”，這樣有助於診療的“客觀性”。

　　然而，在醫療界，這種邏輯開始受到挑戰。美國一些醫學院鼓勵醫患之間多些情感溝通，而這種溝通，從一年級新生的解剖課開始。

　　【“捐獻者午餐會”】

　　2008年8月的一天，俄克拉何馬大學醫學院一個班的新生西裝革履地端坐在俄克拉荷馬市的牛仔與西部文化遺産博物館內，等待入學一週來一個莊重時刻的到來。

　　喬·瑟曼正是這群新生中的一員，他記得自己當時很緊張。五周以後，這群學生將開始上解剖課，對大多數醫學生來説，這是一個必經的、對身心都會造成一定衝擊的歷程。不過，瑟曼和同學們此時緊張的是一次被稱為“捐獻者午餐會”的特殊會面：他們將和三位遺體捐獻者的家屬共進午餐，以便了解他們即將解剖的那具遺體曾經是怎樣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是我們開始醫學院生活的興奮中唯一讓人不安的事。你不知道這種談話要怎麼進行，坐那兒的時候，我就在想，‘和這些人應該怎麼談啊？’’瑟曼説。

　　不過當三位遺屬——死者侄女、侄子和侄女的女兒抵達後，瑟曼發現好像沒那麼困難。那位侄女是女捐獻人生前主要看護者，她拿出了幾幀死者生前的相片，學生們輪流傳看，一邊聽侄女講述死者的生平：生於上世紀20年代的東歐，為逃離納粹迫害，兒時便與祖母逃往美國，先是在紐約，後來遷居加州；70歲時她還能雙手倒立，頭腦一直很清醒，臨終前還在偷偷抽煙。

　　故事説到老太太最終決定向醫學院捐獻遺體時，在座學生們靜默了一會兒。“想到她會是我們第一個老師，那一刻感覺自己很卑微，”瑟曼回憶説。

　　“捐獻者午餐會”是俄克拉何馬大學醫學院新生的第一課。醫學院前常務副院長傑裏·范塔納是“始作俑者”。他説，儘管知道對患者多些了解更有助於準確診斷，但在面對病患的痛苦時，許多醫生“學會讓自己視而不見”。“他們知道痛苦的存在，但他們不會去感同身受，不會對患者説‘天哪，你看起來好難過，跟我説説吧。’他們會忽略對方的情緒，只説‘化療反應怎麼樣？做放療了嗎？覺得噁心想吐嗎？’”

　　2000年，范塔納有機會到中國台灣參加一個學術交流活動。活動中，他讓來自台灣10家醫學院的教職人員説説各自的教學特色。一個來自慈濟大學醫學院的醫師告訴他，為了打破東方文化中“驚擾死者”的不敬印記，慈濟實施了一項新舉措：解剖開始前，遺體捐獻者家屬被邀請與醫學生一起為死者舉行超度儀式，醫學院還設立一個紀念館，供奉所有遺體捐獻者的骨灰，捐獻者被尊稱為“榮譽教師”。

　　范塔納立刻被打動了。回美國後，他很快組織了俄大醫學院的第一場“捐獻者午餐會”。

　　【打破隔膜的儀式】

　　范塔納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午餐會能消除學生們開始解剖時的緊張感。“走進一個房間，然後開始切割一具人類的屍體，這可不是什麼尋常體驗，”他説。

　　為化解解剖帶來的不適感，醫學院學生們早有一套應對機制：他們會編一些有關將解剖遺體的故事，有時還會用惡作劇捉弄同學，試圖以幽默方式來“物化”遺體，比如給屍體戴上領結，或者某位同學大晚上現身解剖室時，突然看見遺體“站立”起來瞪著他。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項調研報告發現，最流行的應對機制是給遺體取綽號。來自12家醫學院的1152名受訪學生中，有三分之二曾給遺體取過綽號，大部分綽號是針對遺體某個特徵的取笑，比如，一名心臟異常肥大的捐獻者被喚作“鐵皮人”（美國童話《綠野仙蹤》中的角色，沒有心臟）；一個死於呼吸衰竭的捐獻者則被戲稱為“大喘氣”。

　　“創造性的命名，使得學生們能夠認知遺體的人格，同時在心理上為自己樹立起保護的屏障，以便適應解剖過程。”

　　但范塔納認為，在解剖中應用“創造性命名”之類心理適應機制使這些未來醫生們意識到：他們可以把患者僅僅看做一具人體，而非一個有身份、有思想的人，這種做法可能會延續到未來的臨床實踐中。比如，一名醫師可能不會説“我們去看看306號房的瓊斯先生”，而是説“我們去看看306號房那個癌症晚期病人，去看看那個肺”——用患病的身體部位指代某位病人。

　　范塔納希望用“捐獻者午餐會”來拉近這種心理上的距離。“要讓學生們清晰地意識到，這（遺體）曾有過一個完整人生，曾是一位父親，或是誰的叔叔，一個人的姨母或祖母，當過工程師，或者建築師。這個儀式改變了我們醫學院整個解剖課程的氛圍。”

　　【“疏離的關懷”只剩“疏離”？】

　　“捐獻者午餐會”想改變的不僅是解剖課的氛圍，也許還是近百年來西方醫學教育的主導精神，即所謂“疏離的關懷”。

　　今天的醫學院被視為培養精英人才的搖籃，學醫過程嚴苛辛苦，而一旦學成，執業醫師收入豐厚、受人尊重。但在20世紀初的美國，醫學院遠不是今天的風氣和地位。營利性教育機構為了擴充生源，常常接收連高中都沒畢業的學生，只上一年課就准許畢業並賦予執業資格。

　　人命關天的行業竟然濫竽充數，這種現象終於引起警覺。1908年，美國醫學會聘用教育改革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考察評估全美155家醫學院。兩年後，弗萊克斯納的調研報告發表在《美國與加拿大醫學教育》刊物上，尖銳地指出美國醫學教育的各種弊端。

　　“院長們……有時候對現代廣告學的了解要多於對現代醫學教育的認識。他們可能不太清楚臨床實驗與醫生對患者的親身指導存在何種關係，但對於如何以‘中庸’水準獲取最大‘回報’卻計算得十分精準。”他還直言，美國醫學教育生産了“過多”醫生，而多餘的那些往往是“庸醫”。

　　他最尖銳的批評則指向醫學教育系統“不思上進”、對最新醫學實驗成果反應遲滯。“哈佛醫學院在1868－1869年醫療器材目錄中才首次提到聽診器，而在此之前聽診器已經應用了30多年，顯微鏡也是下一年才納入目錄。”

　　弗萊克斯納認為，為避免産生庸醫，應該讓醫學教育成為一門高精尖的學科，提倡“制式化嚴苛、昂貴的醫學教育”。醫學院和各州的行醫執照管理部門樂於相應，於是美國啟動了醫學教育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醫學院入學門檻大大提高；學費暴漲；課程內容依據最新的科研成果做了調整。

　　改革效果在20世紀50年代一次調研中便有所反映。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所由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帶領的研究團隊針對醫學生的“職業社會化”進行調查，即研究其職業培訓如何塑造職務表現中的價值觀和行為。結果顯示：所有醫院都倡導一種枯燥乏味、不動感情的文化，而醫學院的培訓則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生去適應這樣的文化。

　　參與調研的社會學家勒內·福克斯報告指出，屍體解剖是未來醫師們塑造“職業態度”的第一環節。在解剖實驗室中，“學生們第一次同時認識遺體、死亡、裸體和匿名身份，還有切割與探索人類身體的義務與特權。”這種體驗會帶來很大的情感衝擊，於是學生們被教導應該用“疏離的關懷”態度來對待解剖，在移情作用和客觀性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不過，福克斯發現，實際操作中，醫學院教學中展現出的“疏離”因素要大於“關懷”；“冷靜”被視為醫生的專業性表現。有受訪的學生告訴福克斯，他們漸漸意識到自己不再把解剖對象當成一個“活過的人”，而僅僅是一具冷冰冰的屍體，這種變化讓他們自己也不太舒服。

　　【需要耐心的變革】

　　福克斯的調查激發了學術界對“疏離的關懷”理念的討論和研究熱情。2013年美國梅奧診所的一次調研發現，96％的美國醫學院解剖課程在解剖後都會舉行某種儀式，以紀念遺體捐獻者，同時幫學生消化解剖遺體帶來的情感衝擊。這種儀式可能是朗誦一首致敬捐獻者的詩歌，朗讀一篇記錄自己某節解剖課感受的日記，或者展示給捐獻者畫的生前畫像，有時也包括和捐獻者遺屬的見面會。

　　耶魯大學醫學院的醫學研究院院長勞倫斯·裏佐洛説，耶魯的“感恩儀式”傳統非常重要，這些儀式對遺體捐獻者表達敬意的同時，也讓學生們找到一個表達正常情緒的出口。他同時強調，要培養未來醫師對患者感同身受的關懷，這些一次性的儀式還不足夠，還需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潛移默化地灌輸一種理念，即他們可以自由地表達情緒，導師有義務告訴學生：醫學中應該允許情感表達。

　　“醫學院的訓練致力於把人性從學生身上抽離，”裏佐洛説。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未來醫師們擔負著救死扶傷的重擔，需要“客觀、冷靜、摒除個人情感的干擾”，或者用裏佐洛的話來概括：“堅強點，你將來是要當醫生的，以後見到的東西比這個慘得多。”

　　裏佐洛説，與其鼓勵醫學生壓抑情緒，不如教會他們管理情緒，而如果壓根沒有意識到情緒的存在，就談不上管理。他自己的學生在解剖課上有不適反應時，他鼓勵他們表達出來，並和同學討論，而不是在導師面前“裝沒事”。

　　不過，這種鼓勵並非立竿見影的舉措。要改造醫學教育的大風氣，在醫患之間創造一種更加溫情的穩定關係，需要長期的潛移默化。“文化的變革是非常緩慢的，”裏佐洛説。（沈敏）（新華社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