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秦戟（化名）所居住的群租房平面示意圖，藍線處為他居住的位置。秦戟製圖。

　　圖為盧廣（化名）所居住的群租房平面示意圖，紅線處為隔斷。圖中標注“床”之處均為上下鋪，共32個鋪位。據盧廣介紹，左邊三間屋子供長租客居住，常時間為滿員狀態；右邊的十人間被用作短租，人員流動性較大。

　　來去匆匆的群租客、性格各異的房東，是一紙租房契約中不可或缺的兩大因素。左鄰右舍、查封群租的執法者，則讓這段關係的延續變成了一場舉報與躲藏的貓鼠遊戲。租客之間扮演著彼此生活中完全不重要的角色，但因如廁、洗浴等排隊造成的公共空間爭搶，則時常觸發矛盾。

　　群租禁而不絕 房東謹慎“草木皆兵”

　　“至少三天起租，有30和35的，能行就住，不行拉倒，不搞價！”電話那頭的聲音高頻且急促，態度和言語遠不及網站介紹中那般溫情而翔實。23日，記者致電位於北京勁松的一家“求職公寓”，被告知一個鋪位的價格至少每晚30元。聽到記者語帶猶豫，對方“啪”地一聲挂掉了通話。

　　由於距離國貿商圈較近，勁松附近的住房一直為年輕人所青睞。即便面臨官方“堅決取締”的呼聲，群租房化身“求職公寓”、“家庭旅館”，隱身於大大小小的建築之間。當較低的違法成本遇上旺盛的低價租房需求，群租房漸捲土重來。

　　在某租房網站上，僅在23日當天，就有34條位於勁松的短租房消息，其中有13家的日租金被標注為30元以下。網頁上均未註明房源地址，看房者需致電房主獲取相關資訊。

　　記者隨即聯繫了其中5家位於勁松的“求職公寓”，一張床舖的日租費用基本維持在30元、35元、40元三個檔次，對應著多人間、六人間、四人間等不同的待遇。其中，有一家稱鋪位緊張，四人間、六人間滿員，僅“多人間”有餘鋪。該房主對多人間的解釋為“十幾個人一個屋吧”。

　　此外，有一位房主在被問及“一屋裏一共住了多少人”時立刻切斷了通話。該房東的謹慎態度不無道理。截至今年5月底，北京在調查摸底階段開展聯合執法675次，依法拆除違法群租房573戶、1671間，共有1372名房主因違法群租房被處罰。

　　“房東警惕性很高的”，曾是群租戶的秦戟告訴中新網記者。先是穿著被上下打量，又是被問是不是北京戶口，在入住某群租房之初，秦戟就曾受到房主的百般“考驗”。

　　為了完成一篇有關北京群租房的論文，2014年末，秦戟以700元/月的價格定到了位於勁松某兩居室的一個下鋪。“只要房東在家，門就會敞開著。她規定我們回家開房門一次只能進一個人，屋外有人敲門不允許我們隨便開門。另外，她不負責代取快遞。”秦戟説。

　　不要隨意給敲門者開門，是房東針對群租客制定的“家規”。租住在朝陽區的上班族田中秋告訴記者，面對“陌生人”的敲門，他從不敢擅自行動。今年7月份時，他曾遇到兩位“片警”入戶檢查群租房。奇怪的是，其中一位年紀較長者有針對性地挑選了房間中一處寬敞且無明顯群租痕跡的地方，對另一位年紀稍輕、手持相機記錄執法過程者説，“隨便拍幾張照交差即可”。

　　上述一幕，難免讓田中秋心生疑惑。根據官方部署，如今正值北京市違法群租房集中治理階段，全市各相關部門正加大執法的力度。但出於個人安全以及作為低租金受益者的考慮，田中秋又幾度壓抑了向有關部門舉報的想法。

　　據報道，今年6月至9月為違法群租房集中治理階段，北京全市各相關部門將加大執法力度。

　　群租生活“交響曲” 小摩擦日復一日

　　根據2013年7月北京市多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公佈我市出租房屋每人平均居住面積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出租房屋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不得低於5平方米，每個房間居住的人數不得超過2人。此外，應當以原規劃設計為居住空間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不得改變房屋內部結構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等方式變相分割出租。

　　田中秋目前所居住的是一間月租金1750元的次臥，但其所在的兩居室實際上卻被隔出了四間屋子，共住7個人。這同時意味著，平攤到每個人身上的公共資源受到了擠壓，如廁、洗浴、做飯都需要排隊，而用時稍長也會引發個體間的小衝突，尤其是工作日的早晨。

　　秦戟笑稱這是“清晨的戰役”，且這種矛盾在那個塞滿14個租客和房東一家的兩居室裏顯得格外突出。

　　“早上六點半就能聽到客廳裏的不滿之聲，近乎20人用1個衛生間所帶來的麻煩，很容易讓人暴躁。”為此，秦戟決定5點錯峰使用衛生間。

　　“可是每個人的廁所使用權是平等的，憑什麼讓我放棄難得的睡眠而早起？”秦戟回想起其中的一位室友，他晚上九點“歸巢”後忘記留意洗手間的空閒，直到十一點才進去洗澡。這位室友因為少睡了兩個小時而抱怨不已。

　　由於不需要上班，置身事外的秦戟默默地看著屋子裏吵吵鬧鬧的一切，就像是看一場滑稽戲，“在這樣的小摩擦裏日復一日，群租生活反倒過得比想像中要快。”

　　“20個人一起分享兩個wifi，網速實在太差了。”群租禁令出臺之初，曾在群租房裏憋屈了三個半月的學生盧廣説。由於時值夏季，“20個大老爺們對開空調與不開空調，空調開大點還是開小點，都會有分歧”。

　　此外，盧廣還告訴記者，自己在群租時曾丟失過一個貴重的電子配件和一打文件，“估計是因為被裝在塑膠提兜裏，被保潔阿姨當做垃圾扔了”。通過對房東一番“大倒苦水”，盧廣被房東減免了300元的房租。

　　對於群租生活的抱怨，駱騏認為是“噪聲”。在北京某衚同的青年旅社裏住了整整一個月，“雖然每天旅客來去匆匆也很熱鬧，但我的角色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回來後疲憊不堪需要休息。所以，真的受不了同屋的女生嘰嘰喳喳地聊天。”

　　駱騏説，當時暑期恰逢赴京旅遊高峰，青年旅社的鋪位一直很緊張。由於自己是每七天續租一次，所以鋪位安排也不固定，經常在不同房間的不同鋪位之間“搬家”，有時睡在四人間，有時睡在六人間。

　　她還告訴記者，自己的室友曾因為忘記續訂而沒有床舖，只能寄希望於有人騰退房間。最終，室友愣是在樓下的沙發裏湊合了一晚。

　　交了租金定了鋪位並非“一勞永逸”。由於男性住戶多、動靜大，左鄰右舍對此意見很大，加上合約到期，房子的真正房主要收回住房，盧廣在房東的安排下被迫“搬家”。

　　“我從A樓的7層搬到了B樓的2層，鋪位也從客廳搬到了屋子裏，於是房東以此為由漲了150塊的房租。”盧廣説。

　　秦戟的床舖曾被別人睡過，他因此和房東大吵一架。他認為，由於住客的流動性極大，加上彼此並不熟識，如果房東管理再不到位，房客們的權益就難以保障。“有陌生人闖進而室友們卻不過問，這讓我感到後怕”。

　　來去匆匆人情淡 也有人“淘”友誼

　　一次，秦戟因為在外奔波而染上感冒，他發現群租處沒有暖瓶，也不具備燒開水的便利條件，不利於養病。加上群租房上下鋪林立，衣物晾在室內，窗戶又長期緊閉，使得本就狹小的空間陰暗潮濕且空氣很差。成為傳染源後，秦戟覺得，部分室友們因為擔心被傳染而有意無意地和自己保持距離。

　　“在這裡如果想要交到真正的朋友很難，高度的流動性決定了大家不願意為一個隨時都有可能離開的人付出太多的感情。室友間最親密的事情，大概就是下樓幫買瓶水，或者代勞取個快遞吧。”秦戟這麼形容群租房裏的人際關係。

　　秦戟的室友中人群多樣，有暫住一時的背包客，有來京進行短期語言培訓的中學生，有從外地來到這裡實習的大學生，也有從事各行各業的上班族，其中不乏月收入較高的IT從業者。

　　秦戟還特意提到了這位已過而立之年的群租客，這名IT從業者告訴他，選擇群租是因為水電費、暖氣費、網費都不需要繳納，便宜的房租壓縮了生活成本，而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好好睡覺，過一天是一天”。

　　“已經31歲的人了，他怎麼對自己的人生一點規劃也沒有呢？”秦戟不免為他擔憂，畢竟群租不是“北漂”的長久之計。

　　盧廣也遇到了一位相對“高齡”的群租者，“那男的四十多歲了，從東北來到北京出差，有家有孩子，不知道為啥要住在這裡。”

　　“我住在這裡有憶苦思甜的因素在裏面吧”，告別群租生活已經兩年的寧宇目前在北京有一間獨立居住的小臥室，但她每年夏天都會到衚同的青年旅館裏住上一兩天。寧宇説，自己從上海來到北京時，在青旅呆了整整21天才找到住處。但正是在那裏，自己有幸結識了重要的朋友。

　　“職場上人際相處複雜，而來青旅的住客多是有趣的年輕人，我希望可以來這裡再認識一些朋友，擴大交際圈，畢竟大家在這裡聊天時不用顧及太多。”寧宇説，自己是特意來青旅“淘”友誼的。

　　寧宇告訴記者，她打算等暑假將盡時再去一趟青旅，因為目前住店費用處在高位，要100元一晚，較兩年前同期價格漲了25%。

　　“群租江湖”：房東手握多套房源，“躺著也賺錢”

　　形形色色的群租客、房東、左鄰右舍構成了“群租江湖”中的重要生態。在盧廣眼中，房東的角色有些複雜，她不僅是精於算計的“包租婆”，管理公共衛生的服務者，也是租客間矛盾的調停者。

　　“房東人挺好的，會不定期來視察，但頻率不高。住客遇到什麼麻煩，都會找她來幫忙。”

　　盧廣説，自己2013年時曾住在一套有32個鋪位的“大house”，這裡在被房東盤下來之前是一處辦公場所。內有三間屋子供長租客居住，且長期滿員；另有一處十人間被用作短租，人員流動性較大。按照30元/天的租金計算，且床舖無空轉，房東僅一日的收入就頗為可觀。

　　盧廣同時透露，這位女房東在小區裏至少有3套房，在外面的小區可能也有房源，所以當其中一套合同到期並被要求騰退租客時，盧廣被第一時間安排到了其他住處，且有挑選房型和床舖的餘地。

　　秦戟也反映，她的房東兩個相鄰的小區中至少有5處房源，且均是針對男性的群租。至於專門租給女性房客的房子有多少，他並不清楚。房東並非房子真正的主人，他們作為承租者將房屋打了隔斷再次出租。

　　另據寧宇回憶，她兩年前居住的青旅設有分店。因為已前往的青旅沒有床舖，她被建議選擇另一家分店，且有店員引路，“房東真是躺著也賺錢”。

　　除了房東，群租客們也不可避免地與左鄰右舍接觸。秦戟説，由於居住在高層建築，群居客集體上班也造成了電梯使用的“早高峰”。曾有孩子在電梯裏被人群擠哭，進而引發了家長的連番吐槽：群租客影響小區業主正常的生活品質，增加了生活垃圾進而擾亂了環境，還破壞了門禁規則……最後，這名老業主揚言要舉報這些群租者。

　　“可是，電梯裏的群租客中沒有人去理會他的抱怨。”秦戟説。

　　群租禁令出臺後，曾有聲音指出，對於禁而不絕的群租現象，應加大對二房東的違法成本處罰，情節嚴重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相關部門也應通過廉租房等形式，讓目前收入不高的年輕人有安身之所。而據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廉思于2014年發佈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狀況調查”，近5000個受訪者中，租住在保障性、政策性住房裏的青年仍然很少，只佔4.6%，而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規房源”，佔據相當比例。

　　“群租房是反人性的，很多個人隱私都不得以暴露給陌生人看。”田中秋告訴記者，自己雖是一名群租客，但難免會産生“租不起房就該接受優勝劣汰法則”的想法。由於對群租生活深度厭惡，他甚至覺得取締群租房的行動如若被真正落實，“可以將一部分相對弱勢的人口淘汰出這個城市，那麼居住環境也有機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言雖至此，但田中秋卻遲遲未舉報自己所在的群租房。因為捨不得那一個月的押金，月薪四千元的田中秋選擇在這間房子裏再忍兩個月。一旦租約合同履行期滿，他將迅速搬離這個“週遭環境複雜”的小房間。

　　“下一站你打算在哪落腳？”記者問田中秋。

　　“我不知道，但只能還是一個小房間。”他答道。(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