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藝的宣傳與動員不可忽視，它激發了解放區民眾的愛國熱情，也培養了民眾的現代意識，為抗戰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抗戰期間，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深入民間，借用民間戲曲、曲藝説唱等通俗文藝形式，譜寫了一曲抗日救亡的奏鳴曲。

　　為什麼通俗文藝在當時變得那麼重要？這和抗戰的使命緊密相關。在當時的環境中，民眾不再是知識分子口頭談論的對象，而成為了抗戰的主體力量。而民眾的知識水準又參差不齊，很多人大字不識，但誰都愛聽書、聽戲。鑼鼓一響，就能聚集起男女老少，人們就能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唱詞所傳遞的價值觀念。所以，要激發他們的抗戰意識，語言淺顯、題材通俗、表演靈活的通俗文藝自然而然承擔起這一任務。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了《抗戰三字經》《劉巧兒團圓》（説書）、《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擁軍花鼓》（秧歌）、《喜信》《二五減租》（相聲）等作品，極大鼓舞了民眾的鬥志。也正是如此，當時，人們將在延安説書的盲藝人韓起祥譽為“三弦戰士”，將三弦比作是能夠消滅敵人的機關槍。

　　和“五四”時期不同的是，這場轟轟烈烈的通俗文藝宣傳運動沒有走上由知識分子主導的精英路線，而是選擇了一條貼近民眾的路線，採取知識分子和民間藝人合作的模式。他們在互相砥礪中創作，韓起祥的很多作品就是和呂驥、張庚、賀敬之等作家合作的。藝人貢獻傳統的技巧，作家們貢獻先進的智慧與力量，比如秧歌劇《兄妹開荒》採取了男女對唱的表演形式，借鑒自傳統的秧歌《小放牛》，作曲家保留了民間風格的曲調，編劇者給它安排了新的內容與情節，賦予了它鼓勵生産的主題。這樣的創作結合了舊形式和新內容，既擴大了作品的影響力，又傳播了全新的內容，起到了純文學難以企及的宣傳效應。比如，韓起祥的《劉巧兒團圓》就改編自作家袁靜的劇本《劉巧兒告狀》，這段説書生動活潑，具有濃厚的生活趣味，迅速流行開來，産生了比劇本更大的影響。

　　要贏得抗戰的勝利，必須依賴文明意識的提升和社會素質的提高。創作者們沒有孤立地看待抗戰，而是把它和社會建設結合起來。喜劇作家何遲創作了一系列的相聲，這些相聲中既有直接動員抗戰的，如《喜信》是為了諷刺戰爭中的投敵叛變分子的；也有反映根據地建設的，如《某甲乙》就是為了配合整風運動而創作的。流傳至今的那些經典作品更是如此，《劉巧兒團圓》是一個發生在陜甘寧邊區的故事，不僅刻畫了戰爭期間的社會百態，更著重描繪了一對青年男女為了追求愛情所展開的努力，反映了根據地民眾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很多新秧歌直接取材于邊區民眾身邊的真實故事，意在破除買賣婚姻、歧視婦女、迷信觀念等傳統陋俗。創作者們看得很清楚，要抵抗日本入侵者，武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具備現代文明意識的民眾作為後盾。在這裡，啟蒙與救亡形成了合奏。

　　要感染大眾，就要採取貼近民眾的組織形式。文藝工作者們走出書齋，展開靈活多變的演出。抗戰後期，延安已經有三十多個秧歌隊，差不多每個重要機關都有一個。由民間藝人組成的秧歌隊更多，整個陜甘寧全邊區大約有六百餘個民間秧歌隊。這些隊伍多則數十人，少則兩三人，既能夠在通衢大道上組織大規模的演出，也能夠作為輕騎兵深入田間地頭。通過流動的演出，文藝工作者們把最新的抗戰動態及時傳遞給了不識字的人們。何遲等人還利用下鄉宣傳的間隙，見縫插針地演出相聲。這種靈活性還體現在演出內容上，演出者可以改動臺詞，把當下的宣傳任務編成新詞放到演出中。何遲就曾對《拉洋片》《對對聯》等傳統相聲做過“舊瓶裝新酒”式的改編。文藝工作者們把條件簡陋的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的因素，把每一處都作為了舞臺與宣傳的陣地。

　　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成功，既離不開軍民的浴血奮戰，也離不開萬千民眾的支援。其中，通俗文藝的宣傳與動員不可忽視，它激發了解放區民眾的愛國熱情，也培養了民眾的現代意識，為抗戰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如1945年新年，毛澤東對到棗園拜年的延安秧歌隊説的：“我們這裡是一個大秧歌，邊區的150萬人民也是鬧著這個大秧歌，敵後解放區的9000萬人民，都在鬧著打日本的大秧歌，我們要鬧得將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民都來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