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場上的中國科學家①

　　編者按 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今年是抗戰勝利70週年，回首那段血雨腥風的歲月，一位位中國科學家義無反顧，與祖國共赴危難。他們或研發武器裝備，或從事戰時保障，或奮力救死扶傷，在破碎的山河之上，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自己寶貴的科學智慧。從今天起，本報特推出“抗日戰場上的中國科學家”專欄，共16期，每週二、四在五版為您講述這些硝煙中胸懷民族大義、家國情懷的科學家的故事，展現他們為抗戰勝利所作出的犧牲與貢獻。

　　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在全民抗戰的洪流中，職業科學家們轉變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抗戰最急需的科學技術，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為抗戰貢獻力量。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就是這個群體的一個縮影。

　　國立北平研究院是民國時期兩個“國字頭”的科研機構之一，另一個是地處江南的中央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下設的物理研究所成立於1929年，在其20年的短暫生涯中，一直是國內最活躍的物理學研究機構之一。抗戰時期，物理所的工作重心發生很大轉變，用李約瑟的話就是“完全轉向了戰時工作”，下面介紹的就是嚴濟慈、錢臨照、鐘盛標、顧功敘等人以赤誠之心報效祖國，為抗戰出力的故事。

　　嚴濟慈帶領物理所科研人員研製軍需品

　　1901年，嚴濟慈出生於浙江東陽縣，1918年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院。1923年畢業後，進入巴黎大學理學院，跟隨著名物理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法布裏教授學習物理學。1927年6月嚴濟慈成為第一個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930年底，嚴濟慈回北平定居，應李石曾邀請，出任成立不久的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北研院物理所）所長，一年後又兼任鐳學研究所所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嚴濟慈正代表中國出席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國際文化合作會議，他在會上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呼籲國際社會阻止日寇妄圖轟炸北平的暴行。他在接受法國《里昂進步報》記者採訪時説：“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正義的事業，不管戰爭要持續多久，情況多麼險惡，最後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我雖一介書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聖的抗戰奉獻綿薄之力。”

　　會議結束後，嚴濟慈已無法回到淪陷的北平，便從香港繞道到達昆明。在他的建議和推動下，北研院物理所遷至昆明。嚴濟慈選擇了昆明北郊黑龍潭的一座破廟作為物理所的辦公地點。在這座破廟中，嚴濟慈向研究所全體人員説：現在是戰時，侵略者破壞了我們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使得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不能袖手旁觀了，鋻於戰時大後方非常缺乏和需要軍用通訊工具和醫療器械，我決定帶領大家動手研製壓電水晶振蕩器、顯微鏡和各種光學儀器。

　　抗戰時期，無線電臺和軍用無線電收發報機日益增多，各電臺之間相互干擾現象越來越嚴重，迫切需要優質的無線電穩頻器。嚴濟慈帶領著物理所的科研人員錢臨照、林友苞、鐘盛標等人，先後向資源委員會中央無線電器材廠、軍政部電信器材修理廠和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提供了各種厚度的優質水晶振蕩片1000 余片；還為駐昆明的美軍和駐印度的盟國英國皇家空軍解決了幾片急需的水晶振蕩片。這些震蕩片對於無線發報機穩定波頻起了很大作用，極大改善了戰時我國的電信技術。

　　嚴濟慈還帶領科研人員製造出300多套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供中國抗戰部隊和盟國英國駐印度軍隊使用；研製出500架放大倍數為1400倍的顯微鏡，供專科以上學校、醫院、工廠及工業研究使用；200架水準經緯儀，50套縮微膠片放大器，供中央水利實驗處及滇緬公路工程局、資源委員會及其他野戰部隊和學術機構使用。

　　除了生産軍需品以外，1942年嚴濟慈還在北研院物理所舉辦了“光學儀器製造科短期職業訓練班”，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光學技術人員，這些人後來均成為新中國光學儀器和精密儀器製造的骨幹力量。

　　1943年，因“發明磨制晶體新法對國防科學頗有貢獻”，嚴濟慈經國防科學技術策進會推薦，受到國民政府的獎勵；1946年夏，嚴濟慈因以科學支援抗戰而被國民政府授予“景星勳章”，獲此殊榮的科學家當時僅有嚴濟慈與協和醫學院的林可勝兩人。

　　錢臨照解決顯微鏡製造難題

　　1906年，錢臨照出生於江蘇無錫，1929年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1931年開始進入北研院物理所工作，1934至1937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

　　1937年冬，剛剛回國的錢臨照奉命去北平設法將北研院物理所儀器運往昆明。錢臨照和其他同事一起冒著生命危險， 在日偽的眼皮下， 搶運出絕大部分儀器設備， 為北研院物理所在昆明繼續開展工作奠定了基礎。

　　1938年夏天錢臨照到達昆明，開始在嚴濟慈的領導下，和林友苞、鐘盛標等人一起，從事顯微鏡、水準儀等光學儀器的小規模生産。在北研院物理所的小型光學車間裏，大家在製造顯微鏡物鏡時遇到一個難題——必須有能夠測定毫米級曲率半徑的球徑儀，但這種球徑儀的製造技術，外國人一直對中國保密，而當時昆明的環境又與世隔絕，無法購買到這種球徑儀。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將會極大地阻礙顯微鏡的製作。在這種情況下，錢臨照經過苦苦思索，終於摸索出方法，解決了這個難題。他應用自準直原理，對一台普通的光譜儀進行改裝，巧妙地利用其高精度的測量絲桿，完成球徑的測量，滿足了需求。錢臨照的這個設計在共和國成立後還被很多大型光學廠採用。

　　錢臨照後來謙虛地回憶到：假使我們這一點工作對抗戰後方做出了些許貢獻，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但這説明中國科技工作者是有良知的。

　　鐘盛標研製醫用紫外線燈

　　鐘盛標1908年出生於新加坡，1924年從華僑中學畢業後，到北京大學攻讀物理學。1930年畢業後到清華大學任物理系助教。1931年進入北研院物理所工作。1937年在法國獲國家科學博士學位。1938年回國，受聘任北研院鐳學所（北研院物理所和鐳學所內部一向不分家，相當於一個所兩個部分）專任研究員。

　　在昆明艱難的科研條件下，鐘盛標最開始是進行各種分子及原子光譜的研究， 很快就在《法國科學院週刊》上發表了兩篇論文。但他很快將自己的工作重心轉向直接為抗戰服務， 轉向了更具應用價值的研究領域。

　　紫外線燈是一種能發射紫外線的裝置，可以用來殺菌消毒。在抗戰時期，這種燈成了軍隊和醫院的稀缺資源。鐘盛標成功解決了水晶紫外光燈製造技術難題，並帶領工作人員仿製了十幾具德國哈瑙維式醫用紫外光燈， 供應給軍令部及當地醫院使用，解決了當時一大困難。

　　另外，鐘盛標還發明瞭一種新的測定晶軸的方法，並且發現了一些新的結晶缺陷。這些發明和發現都有助於改善水晶儀器的製造技術，引起了國內外同行的關注，在這個研究方向上鐘盛標還發表了5篇論文，其中有兩篇發表在英國《自然》 (Nature)上。

　　顧功敘進行物理探礦

　　顧功敘1908年出生於浙江嘉善，1929年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1936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州礦業學院地球物理勘探專業碩士，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地球科學系從事研究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顧功敘放棄了在美國的研究，回到祖國，他認為學者首先必須是愛國者，只有熱愛自己祖國和人民，才有可能成為有貢獻的學者。1938年顧功敘到達昆明，進入北研院物理所工作。

　　抗戰前，北研院物理所僅做純粹的地球物理研究。抗戰開始後，將工作重心轉變到物理探礦方向，以便為抗戰提供能源支援。

　　應資源委員會西南礦産測勘處等單位的邀請，顧功敘在張鳴吉、胡岳仁的協助下開展了中國最早的物理探礦工作。顧功敘在沒有實驗室、沒有必要儀器設備的條件下，僅僅憑著幾臺簡陋的儀器，採用了磁法、電阻系數法、自然電流法等物理方法，探測出雲貴地區12處礦區，並推知了礦床地下分佈情形和蘊藏量。

　　顧功敘和他的助手們在土匪猖獗、交通不便的雲貴山區，克服千難萬苦，堅持工作了七年。他們的探礦研究，為當地礦産資源的開發利用做了開創性工作，為科學開採、有效利用礦産資源提供了依據，為支援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這些在昆明開展戰時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以外，北研院物理所還有一些科學家滯留在上海，如陸學善等人，他們為保護北研院物理所的儀器設備與日偽進行週旋和鬥爭，避免了許多損失，同樣功不可沒。

　　（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項目辦公室對本欄目提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