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場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戰爭。許多國際友人積極參加到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的偉大進程中，從心靈到行為，都完全融入了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背景和職業，但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有極強的正義感，為中國抗戰的道義感召力所感染，都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國人民正義的抗戰事業，他們成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請看他們在中國抗戰中的“際遇”和“感受”：1939年，愛潑斯坦在倫敦出版首部著作《人民之戰》，這位24歲的記者在書中堅信“中國人民有著贏得最後勝利的意志和潛力”。在抗日戰爭末期，愛潑斯坦的著作《我訪問了延安——共産黨領導的中國西北解放區目擊記》《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中國勞工札記》相繼在美國出版。“中國實際上成為我寫作的唯一主題。”

　　王安娜是德國人，在德國就參加過反對法西斯的鬥爭，後與中國留學生王炳南結為伴侶，“嫁給革命的中國”。1936年12月，王安娜在西安目睹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我在市中心古老的鼓樓上看到士兵、學生和工人的隊伍，浩浩蕩蕩。無數農民握著舊式步槍和傳統的紅纓槍，組成了威武雄壯的隊伍，正在通過城門向前行進。星星之火一經點燃，頓時燃成熊熊火焰，這是值得驚嘆的！”

　　海倫和埃德加·斯諾都是以美國記者身份來到中國，他們耳聞目睹了戰爭中中國的方方面面，對老百姓充滿了深刻同情。海倫在其著作《續西行漫記》中寫道，“中國的勞動階級是無與倫比的。他們對生活索求不高，但奉獻比任何人都多。他們心靈手巧，吃苦耐勞，對任何活計都能幹得很好。對他們了解得越多，就會越欣賞他們，就會希望看到他們得到應該得到的生活地位。” 埃德加的《西行漫記》和海倫的《續西行漫記》為世界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搭建了橋梁。

　　史沫特萊是美國記者和作家，她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她覺得與八路軍在一起的“這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我寧願過這種每天淡飯一碗的艱苦生活，而不稀罕那個‘文明’所能給予我的一切”。“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於去死。”這是史沫特萊對八路軍懷有的深沉感情。

　　卡爾遜是美國在中國的軍事聯絡官，負有向總統羅斯福密折專送之責。1937—1938年，卡爾遜兩次深入華北，考察時間累計5個月，行程達4000多公里，考察區域包括山西、山東、河南和陜北等地。他在山西八路軍總部見到朱德等領導人，了解抗擊日軍情況、探討八路軍政治思想工作。他認為八路軍政治教育工作不僅僅是為打勝仗，更注重教育人民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有道德的人。

　　上述國際友人，之所以對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産生如此強烈的認同，是因為他們真正深入到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中去，是因為他們對當時苦難的中國民眾懷有深深的同情，也源於他們自身的道義感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應該説，在西方世界，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長期以來都是相當負面的，“吃小孩子的邪惡者”“吐火的龍”等等就是當時西方流行的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圖騰。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戰鬥中，中國的形象開始轉向正面。上述國際友人，正是突破西方意識形態的傲慢與偏見的先驅者。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他們對中國的感覺和判斷是正確的，他們是中國這一時期歷史的先知先覺者。

　　在抗戰中，中國共産黨人與國際友人的交往方式也值得一説。通過斯諾、史沫特萊等人的記述不難看出， 同他們交往交談的共産黨人和八路軍指戰員們是何等的樂觀、何等的自信、何等的坦率、何等的活潑有趣。敢以真面目示人，是一種真正的精神自信，也是最具感染力的表現方式。正是這種質樸坦誠的感染力，讓許多外國人成為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的同情者、認同者、參與者。（黃晴）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20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