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毒素的毒性相當於氰化鈉的1000多倍，但河豚毒素卻能“以毒攻毒”，對戒毒有著神奇的療效，極具新藥開發價值。2014年，由國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與廈門朝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研發的“替曲朵辛（河豚毒素）”注射劑獲准進入Ⅱ、Ⅲ期臨床試驗。國家海洋局科技司副司長辛紅梅告訴記者：“該藥有望成為我國首個一類海洋新藥。”

　　我國古代先民就有向自然界“求醫問藥”的智慧，隨著開發利用海洋的腳步，人類將目光投向了這片深邃的蔚藍色，將未來攻克疑難雜症的希望寄託在海洋生物醫藥的研發上。海洋生物醫藥産業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承載起造福人類、引領海洋經濟增長的重托。

　　發展格局初具雛形

　　新藥研發並非易事，常常要面臨十年磨一劍的艱辛。我國海洋藥物存在科技鏈不暢、成果轉移受阻、轉化率低等問題，國外技術産業化率達到30%，而我國僅為5%

　　“近10年來，我國海洋生物醫藥産業增加值已從2005年的17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258億元，年均增長27.8%，佔GDP的比重也呈迅速上升態勢。”在日前舉辦的第二屆福建海洋生物醫藥産業峰會上，辛紅梅表示，我國海洋生物産業已經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辛紅梅説，我國海洋醫藥與生物製品産業具有堅實的資源基礎，海洋生物遺傳資源多樣性豐富，水産養殖發展良好。自1990年起，我國就成為世界第一漁業大國、第一水産養殖大國，海水養殖産量佔全球60%以上。

　　除了“替曲朵辛（河豚毒素）”注射劑外，我國已經培育出一批市場競爭力強的重大海洋産品：海洋生物抗病毒國家二類新藥“藻糖蛋白”已進入Ⅲ期臨床試驗，有望獲國家新藥證書；早期腎損傷診斷試劑盒突破了國內人體醫學診斷行業的重大技術瓶頸和産品國外壟斷；國內首個魚用活疫苗通過海洋獸藥註冊；殼聚糖類骨釘産品等一批生物相容性良好的海洋生物材料製品廣受市場好評。

　　與此同時，海洋生物産業的集聚發展態勢也初步形成，形成廣州、湛江、廈門、舟山、青島、煙臺、威海和天津8個國家海洋高技術産業基地，以及上海臨港、江蘇大豐、福建詔安、大連4個科技興海産業示範基地；初步形成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海洋醫藥與生物製品産業集群和福建閩南海洋生物醫藥與製品集聚區等。

　　雖然發展步子邁得很快，但是海洋生物醫藥産業的塊頭還不夠大。2013年，我國生物醫藥産業産值達到2萬億元，但其中海洋生物醫藥産業的佔比很小。

　　創新不足成産業軟肋

　　我國海洋醫藥與生物製品産業具有堅實的資源基礎，海洋生物遺傳資源多樣性豐富，水産養殖發展良好。自1990年起，我國就成為世界第一漁業大國、第一水産養殖大國，海水養殖産量佔全球60%以上

　　“通常從1萬多種化合物中，僅能找到1種具有藥用價值的。”中國海洋大學醫藥學院副院長呂志華説，海洋生物醫藥的研發是個“萬里挑一”的艱苦過程。1998年，她所在的中國海洋大學開始從海藻中提取成分，研製治療老年癡呆症的藥物；經過10多年的努力，該藥已進入Ⅲ期臨床試驗階段。這種“十年磨一劍”的過程，對於新藥研製來説是家常便飯。

　　“從發現到提取藥物成分，再經過反覆試驗觀察療效和副作用，新藥的研製過程十分漫長，而且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失敗風險。然而，一旦新藥研製成功，所産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是非常可觀的。”呂志華説，但是我國企業對研發創新藥的投入不夠，主要以生産仿製藥為主。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冀勝也指出，儘管2011年我國醫藥産業已位居世界第2位，預計到2020年將躍居世界第1位，但我國是一個“仿製大國”、國際市場弱國，面臨著産業環境不健康等諸多問題。

　　“我國海洋藥物研究始於20世紀70年代，存在科技鏈不暢、成果轉移受阻、轉化率低等問題。國外技術産業化率達到30%，而我國僅為5%。”呂志華説。

　　為了讓科技成果轉化順暢起來，2014年中國海洋大學開始搭建海洋生物醫藥技術産品開發成果轉化平臺，將海洋藥物研究上游的半成熟實驗室成果，經工程技術開發，實現産業化轉化。

　　辛紅梅表示，我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尚未形成，海洋生物科技創新與國外和陸地對比還有差距，平臺建設等産業創新支撐體系還比較薄弱；海洋生物龍頭企業相對較少，與小微企業互補不足，産業生態還未建立完善；資源調查、評估和保護不夠，海洋生物資源的獨特優勢尚未充分發揮；經濟開發區中“有海洋特色的生物産業”聚焦不夠，距離建設海洋強國的目標存在較大差距。

　　“下一步，我國將推動形成若干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的重大海洋産品，佔領海洋生物産業鏈高端；打造上下游協調、相互促進的産業鏈，打造若干百億元新興産業群；形成一批産值超百億元的海洋園區，建成一批産業鏈完善、創新能力強、特色鮮明的戰略性新興産業集聚區；構建海洋生物産業技術創新支撐體系，形成産業可持續的支撐和引領能力。”辛紅梅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