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驚人相似的是：2015年處在債務危機中的希臘人與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人一樣，在一個社會架構瀕臨瓦解之時，人們追求的是安寧，半推半就往前走，而不是積極變革。

　　一度，希臘人是安逸幸福的，國家給予國民各種福利待遇，如從小學至大學的全民免費公共教育，公務員享有的名目繁多的各種補貼。希臘債務危機，源於2009年12月希臘政府公佈政府財政赤字，而後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而揭開希臘債務危機的序幕。中國古人有言“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而今，這個曾經的文明古國正瀕臨崩潰的邊緣—失業率高達25%，40%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和稅收問題，希臘富裕階層的收入水準回到了1985年，而窮人更是回到了1980年。

　　英國哲學家羅素準確把握了古希臘與希臘化時代之間在精神氣質上的巨大差異。如果説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對人生抱持著無畏的歡愉態度，那麼希臘化時代瀰漫的則是普遍的悲觀主義和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和悲觀貫穿整個希臘化時代，甚至可以認為，整個希臘化時代的哲學都是逃避的哲學。同樣，這些帶著消極因素的世界觀像帶毒素的刺時不時地扎希臘民眾一下。

　　6月25日，希臘與歐洲債權人談判破裂，該國宣佈舉行全民公投。7月5日，全民公投結果出來，任性的希臘民眾對債權人説“不”。7月13日，在經歷了17個小時的馬拉松式談判後，歐洲債權人再退一步，就希臘援助協議達成一致，將對希臘提供新一輪援助，避免其脫離歐元區。

　　形成債務危機有多方面原因，但我認為，這與希臘人自古及今的人生觀和人性有著很大關係，有著比政府和經濟結構問題更深層的文化方面的成因。儘管曾經輝煌的形而上學的氛圍已經遠離，但這些先賢們的精神或多或少融入希臘人的血脈中，正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它毋寧是跟隨著生存鬥爭的後面在收拾病弱與傷殘的一輛救護車。”

　　犬儒主義的演變

　　自古，希臘人有一種自然主義情懷（這一點上，同接受道家影響的中國人有類似之處），自然主義跟人為是相對的。希臘人喜歡自然，和人為構成對立。至今，他們也並非喜歡摩天大樓等建築（而當下，所謂接受現代化的中國人卻也越來越迷戀美國式和羅馬式的城市化觀念）。

　　自然主義回到希臘先賢那裏，即是犬儒主義，奠基人是比柏拉圖大20歲的安提斯泰尼，年輕時曾參軍作戰，先是智者高爾吉亞的學生，後一直跟隨蘇格拉底學習，親見蘇格拉底飲鴆而死。他老年後，摒棄了從前所重視的東西。除了純樸的善良而外，他不要任何東西。他露天講演，認為一切精緻的哲學毫無價值，信仰“返于自然”，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産，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

　　決心像狗一樣生活，狄奧根尼贏得了“犬儒”的稱號，他住在一個舊木桶裏，財産只有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個麵包袋。一次亞歷山大大帝訪問他，問他需要什麼，狄奧根尼答道：“我希望你閃到旁邊，讓我可以曬到太陽。”

　　其實回到今天我們要談論的希臘人，犬儒主義已經變質。古代犬儒是“隱士”式人物，他們特立獨行、與眾不同；現代犬儒是社會大眾，犬儒心態和情緒滲透在他們的日常思維、行為和話語之中，隨時都在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結合、交融和變化。因此，呈現在債務危機中希臘人這樣的特定環境裏，那種犬儒主義的情緒特徵是煩、累、厭倦、沮喪和無聊。

　　曾對政治有期望的希臘人

　　“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的真正才能。當我們隔壁鄰人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不至於因此而生氣；我們也不會因此而給他以難看的臉色，以傷害他的情感，儘管這種顏色對他沒有實際的損害。”

　　在古希臘，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經歷了兩個階段，在城邦時代，個人（主要指作為公民的個人）與國家（城邦）幾乎是融為一體的，個人是國家有機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國家則是公民生活圍繞的中心，城邦興衰與個人利益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城邦時代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每人平均視個人為城邦國家的一部分，在國家之外獨立存在的個人—這種觀念是城邦時代的希臘人從來都不曾有過的。

　　在城邦解體後的希臘化時代，個人與國家之間緊密而融洽的關係也隨之終結，希臘人不得不學會過單獨的生活，而且還得學會在一種新的社會聯合體的形式下，即龐大帝國的形式下生活在一起，尤其是政治上的獨裁專制，將一般民眾統統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日益疏離。

　　當下的希臘人顯然對他們的政府以及制度同樣失去了信心和希望。這也是從對政治、公共人物的幻滅開始的。他們認為，在真實的生活裏，良心不過是人類虛妄的迷思夢想，只有徹底受金錢和權力支配的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真實的本質。

　　呈現出斯多葛主義色彩

　　西元前3世紀，希臘城邦制度解體後，芝諾創立了斯多葛派，成為希臘化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它吸收了犬儒主義最好的東西，成為更圓通的哲學。作為一種教義，它贏得了比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學説更多的信徒。今天，斯多葛主義幾乎等於克制和堅忍的同名詞，追求的是消除激情和慾望，過冷靜而達觀的生活。這些自然主義者認為，一個人的牽掛愈少，那麼他受到的傷害或打擊就會愈小。而世界變得如此不好，就讓我們學會遺世而獨立吧。

　　2000多年後，美國人梭羅也堅持斯多葛主義主張，提倡回歸本心、親近自然， 1845年7月4日，梭羅來到了瓦爾登湖畔的次生林裏，嘗試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偉大的《瓦爾登湖》于1854年問世。

　　深受斯多葛主義影響，希臘人並不認同中央政府政治，當時的伯裏克利時代，雅典和其他希臘城市結成提洛同盟，就因為雅典控制同盟，迫使其他城邦單純為其繳稅，而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最終於西元前404年打敗了雅典。

　　今天，雖然4個希臘人裏就有一個是公務員，直接依賴政府獲得收入，但他們認為中央政府是浪費和腐敗的，這種缺乏對政府的忠誠甚至也延伸到對歐盟的態度。希臘人高興地接受歐盟的補貼，但憎恨歐盟干預他們的生活。

　　伊壁鳩魯學派

　　世俗生活的繼承者

　　今天來看，經後人曲解的伊壁鳩魯的享樂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一劑毒藥。享樂主義通常與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掛鉤，其實質為狹義的享樂主義，即極端享樂主義。

　　伊壁鳩魯學説的中心目標就是要達成一種不受干擾的安寧狀態，提倡尋求快樂。心靈的快樂就是對肉體快樂的觀賞。伊壁鳩魯學派的影響延續了4個世紀，廣泛傳播于希臘-羅馬世界。伊壁鳩魯一生病痛不斷，但他鍛鍊自己忍受這一切，追求快樂人生。

　　儘管伊壁鳩魯派生活簡樸而又節制，但人們經慾望的推動，體驗到一種積極的快樂。目標一旦達到，在沒有任何進一步慾望的情況下，消極的快樂就實現了。它是酒足飯飽之後的一種神氣活現的狀態。

　　同樣的警覺者有倫敦市市長鮑裏斯·約翰遜，他在《每日電訊報》上談道：“如果希臘人能夠改變他們的國民性，突然發現北歐人對政府的信念和德國人的勤勞與節儉，那麼災難可以被扭轉。”

　　也許看起來是這樣—以上種種歷史根源塑造了希臘民眾的個人心理，影響了社會規範，他們已經很難隨著市場的政策一起改變。

　　（作者為詩人、《空中生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