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龍

　　本次多地低保標準實現城鄉並軌正是深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這個大邏輯中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一環，值得全社會為之叫好，但更值得以此為契機，加快構建平等、公正、和諧、互惠的新型城鄉關係。

　　今年以來，我國多地對城鄉低保標準進行了新一輪調整，在適當上調低保標準線、縮小城鄉差距的同時，多地實現了城鄉低保標準並軌，這是我國低保制度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大進步。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長沙等地，均拉齊了城鄉低保標準線，其中上海市城市低保標準和農村低保標準同為790元，排在了全國第一位，北京為710元，緊隨其後。這些可喜的變化標誌著我國在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上又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可以説具有里程碑意義。

　　低保制度的基本含義是，凡是中國公民，只要其家庭每人平均收入低於當地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均有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低保制度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發揮的是兜底的作用，它所保障的是社會上生活最困難的群體的最基本生存問題，這個制度的建立對於保障民生和維護社會基本面的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回顧我國低保制度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低保制度建設發展過程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著重城市輕農村的現象。我國最早推動低保制度建立的政策文件為1997年國務院下發的《關於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在1999年縣級以上城市和縣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鎮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卻並沒有對農村低保制度做出安排。直到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重大突破後，國家才開始部署農村低保制度建設工作。而在保障的水準上，城鄉之間也存在一定差距，據統計，2014年全國城鄉低保對象達7089.2萬人，其中城市低保1880.2萬人，月每人平均標準411.2元；農村低保5209萬人，年每人平均標準2776.6元，折合為月每人平均標準約231元，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在保障水準上城鄉之間存在的差距。

　　這種城鄉低保制度的“雙軌制”構架的形成，有其歷史性的成因，尤其是考慮到農村集體經濟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使農民擁有了最基本的生産資料，可以自行解決溫飽問題，加之農村稅費體制改革，切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所以農村低保制度的發展建設一直很緩慢。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貧困人口在發展機會和脫貧機會上遠不及城市貧困人口，因此提高農村低保標準也十分重要。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鄉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革，加快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大趨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在這樣一個發展改革的邏輯之下，上海、北京、南京、杭州、長沙等地率先實現了城鄉低保標準並軌，是我國深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邁出的重要一步，對於打破我國城鄉壁壘，實現城鄉居民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具有重要的象徵性意義，為實現更廣泛範圍內城鄉低保統籌發展帶了一個好頭。

　　當然，我國低保制度的建設發展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凸出的問題是要實現低保制度運作的公平、公正、公開和透明，確保把低保資金真正用到困難居民身上，謹防有人以權謀私或借此權力尋租，這是對社會公平的極大傷害，相關部門一定要嚴把低保對象資格審核關、低保資金審計關，實現低保制度的全程陽光運作。同時還需要在拓寬低保資金籌資渠道，加大政府支援力度等方面下功夫。

　　除了實現低保標準的城鄉並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生領域也需要實現城鄉標準的統一化，或者盡可能縮小其間的差距，如戶籍、養老、醫療、教育、交通等等領域，都還有很多的體制制度性壁壘需要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這些民生方面的改革目標都要朝著城鄉平等、權利平等的大方向邁進，這也是我國健全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的大邏輯。我們要看到，本次多地低保標準實現城鄉並軌正是這個改革大邏輯中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一環，值得全社會為之叫好，但更值得以此為契機，加快深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加快構建平等、公正、和諧、互惠的新型城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