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種子”

　　某個年輕人修持謙遜、刻苦向學，上年紀的長輩和老師，總會情不自禁地誇讚：“真個是讀書種子，前途無量。”

　　這話自然不錯，表達了對後學的提攜和讚譽之情。但似乎疏離了“讀書種子”的原意，因“種子”一詞，只是聯想到年輕而好讀書者，就片面了。

　　宋朝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卷十一中説：“周益公言：‘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另一位宋朝人週密也説過類似的話：“山谷雲：‘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齊東野語·書種文種》）爾後，以“讀書種子”指世代相傳的讀書人。《明史·方孝孺傳》稱：“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當時慷慨赴死的方孝孺，46歲。1979年修訂本《辭源·讀書種子》，解釋得十分精當：“喻累代讀書之人，如種子相傳，衍生不息。”

　　“讀書種子”含有兩個層面的意蘊，一是指讀書破萬卷、腹笥豐盈並撰述不輟的人，二是指傳承道德、學識的人，如孔子門下“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便是最典型的例證。“讀書種子”又簡化為“讀書種”，清代人趙翼在《題女史駱佩香秋燈課女圖》詩云：“豈知深閨讀書種，也要專心度針孔。”這位“課女”的母親，便是“讀書種子”。

　　中國的傳統文化，之所以綿延不絕，是因歷代皆有眾多的“讀書種子”。他們人格高尚、學養淵深，同時又誨人不倦以傳薪火。在清代王啟源編輯出版的《曾國藩日記類抄》一書中，有“壬寅十一月”一則，談到讀書與修身相結合的人，才能成為最好的種子：“谷之堅實也，乃所以為始播之種子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聲，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

　　章太炎可稱為“堅實”的“讀書種子”，既學富五車又多傳世之作，門下弟子甚眾，且卓然立世者不少。1906年至1911年他避難日本東京，並開壇講學，“當年聽講的學生中，日後多有出類拔萃者。”（陳平原《學生記憶中的“講學”》）如黃侃、錢玄同、朱希祖、許壽裳、魯迅、周作人等，此中的數位，後來又成為北京大學及其他名牌大學的傳道、授業、解惑者。黃侃稱為“章門頭號大弟子”，“在治學方面，他主張‘師古而不為所囿，趨新而不失其規’，‘以四海為量，以千載為心，以高明遠大為貴。’他平生圈點和批校之書多達數千卷，全都一絲不茍。他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學問遠紹漢唐，近承乾嘉，把聲韻結合起來研究”（王開林《大變局與狂書生》），從而取得驚人實績。晚清著名經學大師王闿運，湘潭人，讀書、著述碩果纍纍，同時“為出所學以教後進……成材甚眾。”（《清史稿》）僅湘、鄂兩省，聞名於世的弟子就有：廖平、岳森、楊銳、楊度、楊鈞、楊莊、胡從簡、宋育仁、劉光第、齊白石……可謂桃李門墻，蔚為大觀。

　　當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足，大力倡導讀書，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我們每個個體生命的需求。祝願有更多的“讀書種子”，生根、長葉、開花、結果，則春光秋色無邊無涯。

　　曾國藩教子讀書法

　　在《曾國藩全集·家書》中，有《諭紀澤》一信。曾紀澤（1839—1890）為曾國藩的長子，是晚清一位著名的愛國外交家。這封信寫于1858年農曆八月，曾紀澤年方十九。曾國藩稱：“讀書之法，看、讀、寫、作，每日四者不可缺一。”接著將這四字，以實例為之解説。

　　“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也。”看書，指的是眼觀心記而不出聲。

　　“讀者，如《四書》《詩文》《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這些書，“非高聲朗誦不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

　　曾國藩之所以要把看書和讀書區別開來，他認為兩種方法各有所長，都不能偏廢。他生動地於以闡述：看書如同外出經商，可獲利數倍；讀書酷似居家守業，不隨意浪費錢財。又像率軍作戰，看書是攻城掠地，擴增佔領的空間；讀書有如挖壕溝砌堡壘，以便堅守不棄。

　　“寫”，主要是説寫好字，“切不可間斷一日”。

　　“作”，是指勤動筆作詩作文，且必須“二三十歲立定規模”。並強調各種文體都應熟悉，“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

　　因曾國藩自感“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用”（《曾國藩全集·家書》），所以他特別交代曾紀澤、曾紀鴻兄弟多讀有關科技方面的書籍。曾紀澤不但自學英語，並達到可讀、可聽、可説、可譯的程度；而且對近代西方的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學科，苦下氣力研讀，真正做到了學貫中西。

　　曾紀鴻八歲時，曾國藩就在家書中説：“紀鴻兒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曾紀鴻長大後，在攻讀舉業的同時，對算數之學興趣盎然。他研讀了當時的中外科學家合作翻譯的《化學鑒原》《物體遇熱改易説》《汽車發軔》《代數學》《代微積拾級》《決疑數學》等書，並有機會向他們當面請教。曾昭棉在所著《曾栗緘（即曾紀鴻）年譜》中，記載同治七年（1868年），與其兄住在兩江總督署，父親曾國藩嚴督他們在讀中國書籍的同時，要求他們“寫《律呂表》，命公代算”。曾紀鴻在數學上很有天才，1872年完成了他第一部學術著作《對數詳解》；1874年，又寫出《圓率考真圖解》一書。當時國際上圓周率的演算最高水準，是小數點後四十之位數，而曾紀鴻的演算可達一百多位數，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予以肯定。此外，曾紀鴻與他人合撰的學術著作有《栗布演草》，自撰的還有《炮攻要術》《電學舉隅》等書。可惜他因操勞過度，又患有咯血症，于1881年病逝，享年僅三十四歲。

　　近讀《曾紀澤集》，此中收有他的詩歌作品。而且不少詩後，附錄了曾國藩的簡短評點，可見他對兒子的作品是認真讀過的。如《寄李眉生徐州》，為七律二首，前一首“批雲：歡愁句佳。”後一首“批雲：有詞採。”在《題張鑄庵邑侯樹萱種竹圖小像》詩後，“批雲：尚無俗句，然題圖詩總宜少作。”這些評點，有表揚也有批評，而且皆內行語。

　　曾國藩的教子讀書之法，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