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幾年前聽姚先國教授發言，至今記憶猶新。姚教授説，假定這個世界佔20%的人做出了佔80%的貢獻，但也不能拿80%的錢，至多只能拿50%或更少錢，否則富人是混不下去的。

　　富人和窮人到底誰替誰打工掙錢，就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的難題。不過我倒是覺得，如果沒有馬雲在他的湖畔花園聚起17個合夥人，創辦阿里巴巴，也就沒有如今阿裏上市後的那麼多富翁；如果沒有宗慶後當年踩著三輪車創業，也就沒有今天的娃哈哈帝國；如果魯冠球1969年沒有領著6位小夥伴，在寧圍辦起農機修理廠，或就沒有今天的萬向集團。我想表達的，是從創業邏輯起點而言，總是得先有老闆給大家打工，然而才逐漸聚起一大幫員工。至於隨後，當然是誰也離不開誰。

　　舉例來説，1957年，浙江農村每人平均純收入是西部某省的1.4倍，1978年是1.5倍，2000年則是3.1倍。浙江發展手腳曾被計劃經濟捆死，農民收入難以提高。改革開放後就不一樣了，首先是農民整體積極努力，其次是一大群農民把自己變成了老闆，然後是浙江農民收入的大幅增長。

　　前些年，勞動收入佔國民經濟比重大幅降低。1983年以來，中國勞動收入佔GDP比重，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短暫上升後，根據我的估算，從1983年56.5%下降至2011年34.2%。這些數據是否如此準確或可商榷，但勞動收入佔GDP比重下降幅度多達20個百分點左右，資本收入比重上升10余個百分點，應是可信的。勞動收入比重下降與資本收入比重上升之間，有著數個百分點差額，大致是城鄉居民的轉移性收入。

　　令人高興的是，中國的勞動收入佔GDP比重下降終於在2011年終結。2014年根據我的估算，勞動收入佔GDP比重達到37.9%，比2011年上升3.7個百分點。數據準確性或可商榷，但勞動收入佔GDP比重上升是確實的。因為從2011年以來，城鄉每人平均收入實際增速，分別比GDP增速快0.2和2.1個百分點。這是客觀經濟規律使然，更是中國經濟的自我提升。

　　企業家群體給工薪階層“打工”，從市場經濟下的國民經濟分配角度而言，或可理解為是常態。去年下半年有一部據説轟動全球經濟學界的著作來到中國——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這部書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資本收入佔一些國家國民收入變化趨勢。按皮凱蒂分析，英國和法國的資本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18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從35%－40%，下降至20%－25%。這表明發達國家近100多年來國民經濟分配，資本只能拿小頭。

　　皮凱蒂憂心忡忡的是，20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資本收入佔GDP比重開始回升。但即使如此，英國和法國的資本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也不過僅回升約5個百分點，並未超越20世紀初水準。而我認為，這裡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中國參與全球分工深化，持續推動這些國家資本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上升。隨著中國勞動收入佔GDP比重開始上升，資本收入比重開始下降，加之中國具有全球無可替代的最龐大勞動力群體，發達國家資本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上升的好日子，恐怕也該到頭了。

　　中國經濟當下一大難題是激發資本信心問題。今年1至4月份，全國投資增速回落5.3個百分點，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回落7.7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們可能正在遭遇資本消極。如何讓企業家增強對於中國經濟的積極預期，增加短期及中長期投資，是政府重大課題。而筆者淺見，這關乎財政貨幣政策以及政府服務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決。

　　（作者單位：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