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上消息（記者 孫宇）：美國紐約曼哈頓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托馬斯·格裏薩5日對阿根廷主權債務債權人新近提出的36項司法請求作出判決。判決稱，根據在阿根廷主權債務重組過程中，阿方與債權人達成的“享受同等利益的同權”協議，阿根廷政府必須向包括“禿鷲基金”在內的500余位債權人償還到期的54億美元債務。此判決讓阿根廷債務糾紛進一步複雜化，並將嚴重影響阿根廷經濟乃至國際金融秩序。

　　對於格裏薩的判決，阿根廷政府再次表示憤怒。阿政府就此發表的聲明稱，格裏薩作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異常”判決，完全偏袒“禿鷲基金”，是對阿根廷進一步的“敲詐和勒索”，阿方將向管轄紐約州事務的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

　　2001年底，阿根廷爆發其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導致阿政府停止償還高達1020億美元的外債。為解決主權債務，2005年和2010年，阿政府與近93％的債權人達成協定，進行了兩次債務重組，把原債券減值65％到75％，轉換為新債券。但仍有約7％的債權人不接受重組方案。這些人或財團就是阿根廷人所説的“釘子戶”，也是所謂的“禿鷲基金”。

　　“禿鷲基金”是指通過收購違約債券，再進行惡意訴訟，謀求高額利潤的基金。阿根廷主權債務糾紛中主要涉及的“禿鷲基金”包括美國的新千禧資本公司、奧勒利烏斯資本公司、藍天使資本管理公司和13家阿根廷財團以及數百位私人投資者。

　　2012年以來，圍繞阿根廷債務糾紛，曼哈頓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格裏薩屢次作出讓阿根廷政府不爽的裁決。之所以美國地方法院可以接二連三地對阿根廷政府做出“逼債”裁決，是因為按照國際金融市場債券發行的規則，阿根廷2001年以前發行的債券都是在紐約完成交易，因此紐約地方法院有權根據美國和當地法律，處理和裁決就這些債券所發生的法律問題。

　　格裏薩的最新判決主要源於去年7月發生的阿根廷自2001年以來第二次的債務違約。當時，阿債務最主要的“釘子戶”美國新千禧資本公司要求阿政府償還2014年8月1日到期的約13.3億美元債務和利息。阿方拒絕償還，就此引發了“選擇性債務違約”。

　　實際上，去年以來阿根廷外匯儲備從280億美元增加到了320億美元，完全有能力償還13.3億的債務，但阿方拒絕償還的主要原因在於，在兩次債務重組過程中，阿政府與93％債權人簽署了“未來權益聲索”條款，即“享受同等利益的同權”協議，其中心意思就是參與債務重組的債權人有權同等享受阿政府向未參與重組債權人提出的優惠償還條件。這意味著如果阿根廷償還了新千禧公司的債務，其他債權人就有權要求阿方償還所有債務，這一數字累計將超過2000億美元。因此，阿方是絕對不可能開此先例，也絕不可能同意償還個別債權人的債務。另一方面，阿方與新千禧公司的債務糾紛的法律訴訟拉鋸戰中，後者略佔上風。這就導致其他“禿鷲基金”成員和部分參與債務重組的債權人向美國地方法院提出了新的訴訟請求。

　　格裏薩的最新判決確實有些出人意料。此前阿根廷和外界僅僅知道有債權人在5月中旬提交了新的訴訟要求，但沒想到格裏薩如此迅速地做出了判決。這讓阿方有些措手不及，並表示將立刻上訴。但分析人士指出，阿方勝訴的可能性很小。美國上訴法院，甚至聯邦最高院都很可能會選擇維持原判。因為格裏薩的判決完全符合美國和紐約地方法律，而且也符合“未來權益聲索”條款的規定，從司法層面來説該判決無懈可擊。

　　如果發生阿方上訴失敗的情況，阿根廷主權債務問題解決將會進一步複雜化，也將讓阿根廷經濟面臨崩潰。因為基於“未來權益聲索”條款和由此引發的可能要立即償還數千億債務，阿根廷政府很可能還將採取拖延策略或乾脆索性再次“賴賬不還”。這將進一步讓國際金融市場和投資者喪失對阿根廷的信心和信任，其國際信用等級將繼續被下調，讓其經濟徹底崩盤。

　　為應對債務問題，2012年以來，阿政府採取嚴格的外匯管制和進口管控措施，試圖穩定外匯儲備。這一做法確實讓外匯儲備增加了不少，但也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副作用。外匯和進口管控讓外資企業幾乎無法生存，加之由於債務違約喪失安全感，許多歐美企業紛紛逃離阿根廷或大幅減少在阿投資，嚴重制約了阿根廷經濟活力。同時，這些措施也讓阿根廷的外貿和財政陷入雙赤字；市場上外匯短缺，造成比索大幅貶值；國內通脹和物價高漲，居民收入增速遠遠落後與物價上漲，民眾購買力受挫嚴重。貨幣貶值又迫使央行加息，導致信貸短缺，投資活動大幅收縮、大量企業縮小規模或破産、失業人口激增。去年上半年阿根廷通脹率為28％而到年底就已經飆升至40％以上。

　　另一方面，2012年，美國上訴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就曾判決阿根廷政府在與“禿鷲基金”的債務糾紛中敗訴。如果此次阿根廷再次敗訴，將進一步助長“禿鷲基金”的氣焰，會對世界其他國家的主權債務問題解決帶來不利影響，嚴重破壞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秩序。

　　此外，阿根廷作為世界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南美第二大和拉美第三大經濟體，以及二十國集團成員，其經濟一再惡化將拖累巴西、智利、烏拉圭等國家乃至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復蘇，同時讓全球範圍的主權債務重組複雜化，給國際金融市場和新興經濟市場帶來破壞性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