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星燦爛

　　本報記者 唐 婷

　　“很抱歉，讓大家久等了！”匆匆趕來接受集體採訪的王曉東，來不及擦拭額頭滲出的細汗，忙招呼大家坐下。墨綠色襯衣，黝黑的膚色，面前這位溫和敦厚的中年大叔看上去沒有科技日報記者想像中的“國際范兒”，反倒有幾分農民“本色”。

　　十年樹木，王曉東耕種在北京昌平遠郊的“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簡稱“北生所”），從正式掛牌算起，到今年底就10周歲了。作為所長，令他欣慰的不止是一樓大廳裏那滿滿一墻的論文成果。

　　“在一片高粱地裏，蓋起一座樓，引來一批年輕人，建成一個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科研體制創新實踐輻射到國內的科研機構。對北生所的今天，我非常滿意。”王曉東由衷地説道。

　　“做科學研究時，幸福感最強”

　　小夥子郭佳是王曉東實驗室的管理員。和王曉東一樣，他也曾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進行博士後訓練，只是兩者先後隔了十多年。在學校時，王曉東就是他崇拜的學術偶像之一。“你知道嗎，因為發現了線粒體在細胞凋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王曉東的名字被寫進了分子生物學的教材裏！”

　　凋亡是細胞死亡的一種形式。在細胞內部有一套自毀裝置，在基因調控下，細胞主動自毀消失被稱之為凋亡。王曉東舉例道，從一個胚胎細胞發育成人的過程中，每個人有男女2套性器官。發育過程中，基因決定他是男性，那他體內的女性性器官就會凋亡，反之，如果基因決定她是女性，那男性性器官就會凋亡。“再比如，人體內的食道、氣管、血管原本是實心的，隨著管內細胞的凋亡才形成了通道”。

　　作為一種生理現象，細胞凋亡是如何發生的？從分子尺度研究細胞凋亡的內在機理是王曉東的學術興趣所在。他和助手通過實驗，找到了執行細胞自毀程式的2個關鍵蛋白：“扣動扳機”的細胞色素c和“拉開保險栓”的Smac。而這2個蛋白都來自細胞內部的線粒體，在細胞啟動凋亡信號時從線粒體中釋放出來。線粒體過去通常被認為只是為細胞提供能量的結構，王曉東的發現使人們對線粒體的功能有了新的認識。

　　正是在細胞凋亡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為王曉東在2004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時年41歲的他，成為最年輕的美國科學院院士之一。

　　科學家，科研管理者，百濟神州生物科技公司（簡稱“百濟”）創始人，王曉東也為自己頭頂的各種身份困惑過。在他看來，不同身份有不同的吸引力，但經歷過才知道內心深處真正喜歡的事情是什麼。“我在做科學研究時，幸福感最強，科學家是我的主業，其他都是‘玩票’”。

　　的確，走進實驗室，換上白色實驗服，站在一群年輕博士生中間，拿著實驗樣品，和學生們探討各種細節的王曉東，一下子就精神煥發起來。而此前的幾分鐘，在攝影記者的鏡頭裏，被要求身著西服的他，在周圍人的一再提示下，才盡力笑得不那麼拘謹。

　　“所謂看得準，其實是懂取捨”

　　在見到王曉東之前，記者們試圖從北生所學術副所長邵峰那裏了解更多的故事。果然是共事10年的同事，記者後來在整理訪談錄音時發現，他們兩人談了許多近乎“雷同”的觀點：“回歸科學本身，追求學術上的原創性”“更看重科研的過程，而不是結果”“要耐得住寂寞和邊緣化，創造性就是要和別人不一樣”……

　　開誠佈公甚至開展“不留情面”的學術批評是北生所的科研文化之一。邵峰剛進所裏時主要從事細菌及其致病機制的研究，在短短幾年發表了不少高品質的論文，走在國際細菌學界前沿。“但是，我所做的工作在曉東看來應該從細菌學中走出來，延伸到免疫領域。在這種‘不舒服’的批評中，我調整了科研方向”。

　　回過頭看，邵峰認為王曉東的建議是有前瞻性的。2011年，邵峰發表了一篇免疫相關的論文，目前引用率近400次，而他2007年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細菌相關的論文引用率僅200多次。“如果別人總誇你很‘牛’，你就容易‘躺’在那兒了”。

　　給年輕人提供學術方向上的指導是王曉東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看得準”是學生和同事們對他的一致評價。對此，王曉東並不完全同意，笑稱自己也經常看走眼。

　　“所謂看得準，就是懂取捨，多數人看不準就是因為捨不得，什麼都想要，還總覺得別人碗裏的更好，而我舍得下，不追求高産，只要求大家做精品，最後顯得‘看得準’，如果高産就容易良莠不齊。”王曉東説道。

　　讓科研人員能心無旁騖地探索真正的科學問題，是王曉東的辦所理念之一。在他看來，真正的原始創新無章可循，需要心靈與物質的自由才可能在無章可循中找到蛛絲馬跡。

　　和國內大多數科研機構不同，在北生所，從所長到所有工作人員實行合同聘用制。科研人員不用申請課題，每年就能得到200萬到300萬的固定經費，根據自己的特長與興趣，進行自由探索，不用跟著國際熱點或“專家”制定的指南走。

　　同時，對科研人員的評價不是看論文數量和發表的雜誌等級，也不是看所獲得的各種獎項，而是進行5年一次的國際小同行匿名書面評審。儘管省去了論文和職稱的壓力，5年一次的大考卻更為嚴苛。第一輪5年評估，標準是研究小組在本領域是否産生了影響力，第二輪就提升到“本領域的領導者”，不合格者將在一年內離開研究所另謀職位。“秉承國際科研傳統的同行匿名評審保證評價不受人情因素左右”。

　　“探路轉化，希望走得更遠”

　　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院士曾説過，基礎研究和轉化應用只有一步之遙。坐在北生所二樓會議室裏，能夠清晰看到一路之隔的辦公樓外墻上醒目的“BeiGene”標識。

　　BeiGene是百濟公司的英文名，該公司主要致力於研發治療腫瘤的原創藥物。談到作為發起人之一成立百濟的初衷，王曉東表示，北生所一直在探索基礎研究的轉化之路，前面幾年在鋪墊，希望能走得更遠，做百濟也是一個嘗試。

　　“科學家進行成果轉化沒有清晰的路線，轉化需要大量資金和專業人才，那麼錢在哪兒，人又在哪兒？我跟著百濟探路5年，希望能為後面的科學家提供轉化相關的具體指導，甚至可以領著他們上路。”王曉東説道。

　　戲稱自己為“王大膽”的王曉東，在探路的過程裏也非常務實。去一些科研機構參觀，看著挂滿一墻的專利，他覺得這實在是一種糊弄外行的浪費，因為專利的申請和維持都需要不菲的費用，不能轉化的專利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在北生所，沒有“挂在墻上”的專利。正式申請國際專利之前，北生所工作人員會先在中國進行預申請，以享有為期1年的優先權。在1年的時間裏，去尋找有購買專利需求的客戶，或者選擇自己轉化。找到為專利付費的“下家”，再向美國、歐洲正式提出專利申請。

　　無論是耕耘科技改革試驗田，還是專注抗腫瘤新藥研發應用，其間艱辛可想而知。當被問及困難時，王曉東只是一笑而過，以“不足為外人道也”作答。

　　“我不抱怨，也不喜歡聽別人抱怨，自己盡力就好，人一輩子就這麼長，還有那麼多值得期待的事情，為什麼不往前看？百濟研發的一種新藥馬上就要開始臨床試驗了，希望能給癌症晚期患者帶去治愈的希望。”王曉東真誠地説。（科技日報北京5月2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