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胡立剛

　　整建制創建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到2020年完成農村集體經濟産權制度改革，力爭本市全面實現農業現代化時，農業年勞動生産率和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分別達到12.5萬元、4萬元，這是上海“三農”的階段性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培育新型職業農民，補齊短板，是上海的工作重點。

　　2013年，農業部把浦東新區和崇明縣確定為全國100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示範縣，2014年，全國300個示範縣上海佔據其中3個席位，這既是對上海以往農民培訓工作的肯定，又是對上海探索一條培育中國新型職業農民道路的鞭策和期待。兩年過去了，上海如何補齊短板，又積累了怎樣的經驗？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深入採訪了上海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各環節。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上海努力踐行知行合一

　　2014年12月浦東新區發佈的一份“新區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問題的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務農人員55歲以上的佔56%，女性佔65%，初中以下佔75%，老齡化、女性化、文化程度低現象相當突出……新生代農村勞動力不願意務農，務農人員數量不斷萎縮，“關鍵農時缺人手，現代農業缺人才，新農村建設缺人力”的問題非常突出。“誰來種地”已成為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浦東如此，上海其他區縣同樣如此，幸好，自2013年以來，浦東新區各級領導、社會各階層、農民自身已形成統一的認識，用各自的行動聚焦職業農民培育，開啟了浦東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知行合一’的時代。”浦東農校校長潘則説。

　　浦東新區迎來了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知行合一”的時代，整個上海也自覺踐行著“知行合一”。

　　2014年，上海出臺《關於上海市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把9個涉農區縣全部納入整體推進培育試點，圍繞教育模式創新、認定管理辦法制定、扶持政策配套三方面展開探索和實踐，目標是到2017年培育出一支1萬名規模的職業農民隊伍。

　　農民從身份轉變成職業，絕不只是稱謂的轉變，而是社會對農業産業和農業從業人員的重新定義。因此，在培育制度上，需要有效構建“技能+學歷+職稱”的成才渠道，需要建立“教育培養+認定管理+政策扶持”的職業通道；在從業機制上，需要確保生産經營型、專業技能型、社會服務型這三類新型職業農民與現代農業産業、現代農村集體産權制度、美麗鄉村共生共榮；在社會保障上，獲得與其他工商業從業人員同等職業待遇。總而言之，這是農業從業人員和現代社會深度融合的社會性工程，要通過社會化、系統化去完成。

　　在這方面，浦東新區的探索相對超前。為了實現系統化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浦東除了對獲得新型職業農民資格證書的農民給予補貼、學歷提升全免學費等扶持政策外，還自2013年開始先後出臺了把農業企業、合作社享受農業扶持政策與獲得新型職業農民資格證書人數掛鉤的新政策，對取得資格證書的本地專業大戶、家庭農場提供土地流轉、農機具購置、農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優惠政策。

　　浦東在加快行動，上海市級層面也在加快行動。今年，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會同發改委、農委等5個部門聯合發文《關於適應本市城鄉發展一體化進一步做好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的實施意見》。

　　意見對破除城鄉戶籍限制實現基本社會保險制度城鄉統一作出了三個方面的規定，就適應農村生産經營方式改革完善就業、社保、人事相關政策作出了打通農民專業合作社等集體參加職保的渠道、強化對本市農民的職業培訓和完善技能鑒定機制等四個方面的規定，從而奠定了新型職業農民的融合基礎。

　　而在這之前，上海市農委也已建立了以區縣為實施主體、市級層面加強主導和推進工作的機制，搭建了主管部門和行業條線結合、農廣校與農業技術推廣中心結合的工作平臺。

　　2014年，經過培訓和考核，通過嚴格認定，上海市首批682名農民取得資格證書，其中生産經營型383名，專業技能型125名，社會服務型174名。

　　市農委職能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上海已著手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長效機制，正努力把這項工作從行政推動轉向品牌建設，從過程型培訓轉向戰略型培育，正在計劃擬定新型職業農民初、中、高級“三級貫通”的培育制度思路。

　　如何保障新型職業農民進得來出得去？農廣校與新型主體自覺抱團前行

　　今年1月20日，奉賢區農委與上海交通大學農學院、上海農林職業技術學院等3所高校就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制度設計、實施方法和途經、政策創新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合作而簽約。

　　“我考慮的更多的是培訓對象哪來，獲得資格證書的職業農民哪去。”説到新型職業農民培訓的現實困惑，奉賢區農民科技教育培訓中心主任張立潔相當直率。

　　張立潔的思考關乎著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是否可持續、農民能否成長為職業隊伍的大問題，這也是社會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畢竟，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的農民技術骨幹培訓到培養新型農民過程中已積累了不少經驗和教訓。

　　更何況，這次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面臨著産業功能不斷拓展、環節不斷增多、崗位不斷細化及農民分工分業的職業分化浪潮。

　　記者對2014年奉賢區培育的141位新型職業農民做了分析，在65位生産經營型和76位新生代創業農民中，只有17位從事果蔬生産管理，其餘全部是糧食生産，難怪張立潔要擔憂這些新型農民特別是新生代創業農民的出路問題了。

　　“一個地區的農業産業特色和産業戰略定位直接影響到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效果，對新生代職業農民來説其影響更大，因此，培訓中心必須和新型主體抱團前行，才能做好這項工作。”張立潔説。

　　“我們的培訓為什麼經常被要求更具針對性、實用性？這是農業産業的內在需求，只有新型主體才真正知道需求點在哪，因此，職業農民要進得來出得去，培訓主體需要跟産業主體抱團前行。”張立潔的觀點得到上海梨園草雞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陳紹飛的回應。

　　陳紹飛是位“70後”，1994年獲得畜牧專業本科文憑之後就開始了綠色養殖的創業之路，去年合作社産值達1600多萬元。科班出身的他深深懂得以規模化、專業化為特徵的現代農業新型主體是多麼需要跨界複合人才，又是多麼希望通過人才的管理行銷實現綠色産品和生態旅遊等附加值，因此，陳紹飛自己不僅成了奉賢區第一輪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對象，還成了培訓老師，而他的28個社員有5人參加了培訓，除此之外，他的合作社還成了上海第一批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教學實訓示範基地。

　　科班出身的陳紹飛如此重視職業農民培育，那些文化程度低又不具備專業技術的新型主體們更是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寄予厚望。

　　上海南匯民信桃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姚全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雖然已從事農産品生産銷售十多年了，但自2010年合作社規模擴大到800畝並取得了國家示範社的榮譽之後，姚全軍事業壓力和為民致富自身價值實現的壓力越來越大，於是自覺到中國農業大學自修大專，2014年繼續通過遠端在中農大讀本科。2014年浦東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開班後，姚全軍在這個平臺上親身感受到了實用性和多資訊傳播的啟發性，乾脆請求農廣校專門到他的合作社開了一個專業技能型水蜜桃班，合作社20多個農民得到一次真正的培訓。

　　浦東農廣校副校長宋玲芳告訴記者，職業農民培育每個環節都重要，師資隊伍、課程設計、培訓形式設計、實訓基地建設等等，但目的就一個，讓農民學到真本事，到社會上去真能憑本事養家，也就是保障農民進得來出得去。

　　浦東設計的“參與式”授課計劃被譽為農民進得來出得去的基礎。為了制訂這個計劃，浦東召開了新型經營主體、專業大戶、普通農戶、培訓組織管理者和教師等各個層面的座談會，聘請涉農高等院校老師擔任諮詢專家等方式，把準了學員對內容、時間、師資和方式方法的需求。

　　記者了解到，浦東的做法目前已在上海全市推廣。上海市農廣校的畢施華老師告訴記者，各區縣針對自身産業特點設置職業農民進入門檻和管理系統，市級層面又以全市統一“教學大綱”的方式規範準入準出，形成自下而上的抱團前行機制，這是上海新型職業農民進得來出得去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