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鈺蕓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從上海的“一枝獨秀”，到形成“四朵金花”的1＋3格局後，應該規劃出怎樣的戰略拼圖？日前，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南開大學副校長、佟家棟教授在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等機構聯合主辦的“中國自由貿易區與開放新階段”高峰論壇上，對這一話題提出見解。

　　在他看來，中國自貿區的“試驗”二字，意味深遠，其目的在於通過制度創新，為中國經濟試驗出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自貿區戰略剛起步不久，“四朵金花”如何開得更美，有問號，有探索，更有希望。

　　人物簡介

　　佟家棟，1991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經濟係，經濟學博士。任南開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南開大學WTO研究諮詢中心主任。1992年—1993年在加拿大約克大學學習；1998年—1999年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作富布賴特訪問學者；作為中國赴WTO總部的中國高等教育代表團成員訪問日內瓦。

　　主要論著

　　《國際經濟學》《股票價格變動與經濟運作的關係》《國際貿易》《中國外貿體制改革初探》《中國的進口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開放的地區一體化與美國的作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的通貨膨脹》《區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關係》《貿易自由化、保護貿易與經濟利益分析》（個人專著）及《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比較研究》（主編）等40多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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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貿區要試驗什麼？

　　近年來，中國實施自貿區戰略不斷提速。這既包括“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同多個周邊國家簽訂和實施自貿協定，也包括在國內建立四大自貿區，助推國家戰略與地方發展的互動雙贏。而從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開始，廣東、福建、天津三大自貿區也在一年半之後加入，值得關注的是，四大自貿區都有“試驗”二字。

　　佟家棟指出，中國自貿區要試驗什麼，是理解中國自貿區戰略的關鍵。他認為，中國自貿區一共有六大內容想要試驗。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試驗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如何由一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向完善的市場經濟轉變，進而建立一個國際化、法制化環境下的市場經濟環境。”他表示，從這個意義出發，四大自貿試驗區的總體方案也都提到，我們必須試驗，在一個自由貿易的開放市場環境下，如何建立起高效率的貿易便利和服務便利的系統，以便為高標準的貿易自由化做好充分的準備。

　　佟家棟表示，具體來説，就是試驗對外投資企業如何準入實行國民待遇；試驗一個開放的金融制度下如何實行內外經濟的融合併做到風險可控；試驗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如何實現企業的科技創新和建立一個創新型國家的機制；試驗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下，如何面對國際競爭實現産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的增長。“也就是説，貿易的試驗、投資的試驗、金融的試驗、科技創新和創新國家的試驗乃至於産業轉型的試驗。這六大試驗加在一起，就是整個自貿區想試驗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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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的試驗怎麼走？

　　從一個自貿試驗區到四個自貿試驗區，從上海自貿區的總體方案到深改方案，毫無疑問，中國自貿區戰略的試驗步伐是漸進式的，這一點在廣東、福建、天津自貿區的總體方案中尤為突出。

　　“上海自貿區建設的一年多時間裏，負面清單從2013年的第一版，逐步完善和調整其中的局限，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與處理好市場經濟高效運轉的關係。在試驗的第二年，園區面積又從28.78平方公里拓展到120.72平方公里。”這種漸進性也同樣體現在第二批掛牌的自貿試驗區，其總體方案比上海自貿區的總體方案更加具體，也更具可操作性。

　　佟家棟表示，這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第二批自貿區的地域範圍都比原有的上海自貿區大得多。“試驗任務這麼多，地理範圍理應大一些。”二是每一個自貿區都根據試驗的內容分別劃定了不同的區塊，按功能區劃，分工明確，試驗的內容比較集中。三是區分了海關特殊監管區和非海關特殊監管區，以便根據試驗的內容給定不同的政策環境。四是每個自貿區按照其所在的地域特徵，明確了各自的平臺分工，達到試驗的目標，希望能夠得到推廣的內容。五是確定了各自試驗的基礎，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如建設典型的自由貿易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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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自貿區怎樣分工？

　　上海自貿區對接國際，做最開放的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對接港澳，謀求粵港澳一體化發展；福建自貿區有對臺優勢，為兩岸經合開闢新渠道；天津自貿區則是京津冀對外開放的新窗口，更是北方地區的第一個自貿區。佟家棟認為，從目前四大自貿區的總體方案看，首先是地理分工，其次是功能分工。而在每個自貿區之中，不同的功能區也應該各有分工，每個功能區都有一個特殊的任務。

　　“無論是在海關監管區的內外，市場經濟原則是一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的改革、創新和建設，在所有的自貿區也是一樣的。”佟家棟表示，自由貿易區應該建設成為貿易自由、投資便利、高端産業集聚、金融服務完善、法律環境完善、監管高效便捷、輻射帶動效應明顯的國際一流自由貿易園區。

　　“四大自貿區裏都有海關特殊監管區，探索制度創新的舉措很多就在這裡面，重點探索的是以貿易便利化為主的制度創新，開展貨物貿易、融資租賃、保稅加工和保稅物流等業務。而自貿區內的非海關特殊監管區則主要有三大改革任務，一個是貿易自由，一個是投資自由，還有金融自由。這三個自由需要各種各樣的政策環境探討和法律法規建設。圍網和不圍網的劃分，實際上把現有自貿區內的很多試驗內容在大的框架下進一步細化了。”試驗內容的細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開放的、自由的、高標準的市場經濟環境，由政府搭臺，企業來唱戲。自貿區的建設必須是有吸引力的，才能達到這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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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讓更多企業落戶？

　　四大自貿區成立後，競爭不可避免。佟家棟認為，現階段是地方政府之間競爭哪個地方的服務最有效率，這個競爭已經處於白熱化階段，而下一階段的競爭則是“爭企業，企業爭”。

　　他介紹説，天津自貿區將著重三方面發展，投資角度將著重引進國內外大企業，貿易角度將發展平行貿易，如平行汽車進口，跨境電商等，融資租賃將繼續做大做強，即將推出的自由貿易賬戶和上海的自由貿易賬戶在架構上差不多，可能會因為地區導向不同而略有差異。

　　對於上海自貿區以外，天津、福建和廣東自貿區的成立，佟家棟認為對上海是一種壓力。“上海需要繼續保持先行先試的優勢，需要繼續保持深化改革，進一步開放中先行者的意識。”佟家棟説，現在負面清單已變成統一的一份，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建設中繼續領先，是上海面臨的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

　　而在四大自貿區爭取企業的過程中，必須先了解企業需要什麼。“外國企業感興趣的，是便利的貿易商品和服務貿易環境、便利的投資設廠和運營的環境、便利和自由的雇傭熟練且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技術人員的環境、良好的融資環境和預期的獲利潛力。那麼預期的獲利潛力在哪呢？是來自於政策優惠還是便捷效率？”佟家棟説，對於外資企業來説，“改革高地”所帶來的高效便捷的經營活動，是其更為看重的。而對於內資企業來説，則希望借助開放的政策，有能力“走出去”引進投資，擴展生産，脫離內地經濟調整的壓力，尋求恢復和增長的動力。“儘管這只是一種短期的吸引力，但可能成為內地企業不斷進入自貿區的重要引力。”

　　佟家棟分析認為，在此背景下，近期中國企業希望儘快享受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希望儘快進入自貿區獲得改革紅利。但這對三資或者外資企業的吸引力眼下仍是有限的。因為他們在全球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就已經是成熟的。那麼如何吸引外資企業也在中國自貿區的舞臺上唱戲呢？首先是中國經濟要展示出增長潛力，通過不斷地對外開放來引導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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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貿區是否要政策洼地？

　　中國自貿區在試驗的初期就明確表示，自貿區的建立著眼于中國的長期改革，著眼于改革創新經驗的可複製可推廣，而不是用政策優惠打造的洼地。但是佟家棟指出，在目前的全球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環境下，政策洼地或許是自貿區啟動的一個新動力。

　　“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仍在試驗階段，體制機制還不完善。我們在離岸市場建設中也同樣存在不完善帶來的風險，面對這些不穩定的風險，我們在吸引內外資企業時，是否可以給出風險補償？”

　　佟家棟提出這一問題的背景還在於，中國周邊有著太多的自貿區。目前，日本有6個國家戰略特區，南韓有8個經濟自由區，新加坡有5個自由貿易園區。“當我們的周邊有這麼多不僅僅具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運作條件，同時還有很多優惠的自由貿易園區時，你怎麼辦？在吸引外國企業和國際業務時，除了改革的高地，是否也能有政策的洼地？”

　　他大膽提出一種選擇：對所有進入自貿區的企業，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內同時給予改革高地和政策洼地的利好，而在非海關特殊監管區內，則僅實行改革高地。不過他也坦言，這一選擇能否成為啟動自貿區發展的新動力，尚無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