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

　　對於農民工子女而言，他們實際上面臨著雙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視，二是階級不平等。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但是請不要為那些輸在起跑線上的孩子設置其他障礙。

　　一些農民工子女主動放棄學業

　　進入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相比于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而言，學習更加勤奮，學業成績也更優秀。在公辦中學，每個年級有5個班，其中一個全部由農民工子女組成。在初中一、二年級，這個班級的平均成績一直處於全年級中上游，通常排在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級，這個班級的成績迅速下滑至最後一名。

　　其原因就在於，農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參加中考。到了初中三年級，他們將不得不選擇回原籍繼續讀書、直接就業，或者在上海就讀職業中學、技校或中專（即所謂“三校”）。回原籍實際上就是由流動兒童轉變為留守兒童，他們將不得不在親戚家或學校寄宿，還需要適應新的教材體系和學習節奏，事實上很多孩子回到農村難以適應新的環境，不少人又回到城市；以初中的學歷直接就業，往往只能從事最低端的工作。

　　也就是説，升學“天花板”對於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有很大的影響，高年級學生要比低年級學生更加缺乏學習積極性，對前途更加悲觀。這種“天花板”既表現為現實生活中個人發展的瓶頸，也表現為個人對自身前景的低水準預期。所謂的“天花板效應”，就是指農民工子女在與外界的互動過程中，對自身的前景産生了較低水準的預期（仿佛有一塊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動的空間），從而主動放棄了學業上的努力。

　　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初中部都有小“幫派”

　　與公辦學校中的農民工子女相比，農民工子弟學校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後者流行著保羅·威利斯所説的“反學校文化”：很多高年級學生都不認同教師的權威，認為校長不過是一心賺錢的老闆，不少人自願輟學打工，有的甚至成為“街角青年”。在他們看來，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大多是無用的，無法改變他們的命運或處境，學校所宣揚的“讓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無稽之談，混日子、早戀、打架鬥毆被認為是“酷”的表現。

　　據了解，幾乎每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初中部都有類似的小“幫派”（少數成員甚至來自小學高年級）。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在校內外受到欺負，有不少人請“幫派”成員出面擺平，於是免不了打架滋事，讓學校管理層頭疼不已。這些“幫派”成員還喜歡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挑戰老師的權威，譬如尋找老師的弱點或特徵，背地裏給老師起綽號；當老師在講臺上很嚴肅地講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們會挑其中的語病而製造“笑場”；極個別的學生在受到老師處分之後，甚至還會公開宣稱要報復。

　　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保障仍存盲點

　　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的保障方面仍存在不少盲點：首先，開放公辦學校僅限于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學前兒童的入托難、入園難（私立幼兒園的收費過於高昂，公辦幼兒園的學位緊張、門檻過高、要求高額寄讀費），以及初中畢業生的升學難等問題日益突出，卻沒有引起教育部門的足夠重視；其次，公辦學校對農民工子女的吸納以“數字”為中心，即片面重視就讀比例和人數的增長，忽視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後的社會融合與學業成就。

　　地方政府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認知必須突破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框架，向學前教育和“初中後”教育延伸。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問題相對簡單，因為不存在制度性障礙，加大幼教資源投入力度、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即可解決；而“初中後”教育則更為敏感、棘手，因為涉及高考制度和戶籍制度的改革，二者都是全國性的制度安排，牽一髮而動全身。異地高考在國家政策層面已然破冰，但地方層面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如何落實，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挑戰的公共議題。

　　（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