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也是戰後國際秩序確立70週年。70年前，由德意日法西斯國家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空前浩劫。痛定思痛，為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反法西斯同盟國在戰時和戰後初期規劃了旨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戰後國際秩序。70年來，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但戰後國際秩序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延續，世界和平總體得以維持。科學分析戰後國際秩序賴以建立的基礎以及當前日本對其提出的種種挑戰，對於捍衛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警惕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戰後秩序三大支柱

　　由反法西斯同盟國規劃的戰後國際秩序主要由以下三大支柱支撐：

　　首先，《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聯合國憲章》 等重要國際法文件為戰後國際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石，確立了戰後國際秩序的精神和原則。二戰中後期，為徹底打敗德意日法西斯國家，並對戰後秩序做出安排，反法西斯同盟國先後舉行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和會晤，簽署和頒布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重要的國際法文件。這些文件的要點包括：徹底打碎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國家機器，堅決剝奪德、日所侵略和掠奪的領土，公開審判戰爭罪犯，嚴格限制德、日的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第二，對侵略國實施懲罰和改造是確立和維繫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反法西斯同盟採取堅決措施剝奪了德、日侵略的領土，如《開羅宣言》嚴正要求日本歸還從中國掠奪和竊取的領土，《波茨坦公告》對《開羅宣言》的內容進一步予以確認，明確要求《開羅宣言》的條款必須實施。反法西斯同盟國還設立了國際軍事法庭，嚴審戰爭罪犯，並對德、日採取積極的改造措施，以肅清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流毒。在德國，美、英、法、蘇四國實行分區佔領，並開展較為徹底的非納粹化運動；在日本，美國實行單獨佔領，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改造並主導制定了和平憲法。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冷戰爆發等原因，戰後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清算和對日本國內的民主化改造很不徹底，這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和右翼勢力沉渣泛起提供了土壤。

　　第三，作為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産物，聯合國為戰後國際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機制保障。針對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空前浩劫，反法西斯同盟國決定在戰後成立具有廣泛基礎的聯合國，並特別設立了有權採取強制行動的安理會。其五大常任理事國既可以聯合其他國家一道，對危及國際和平之事件發起干涉，也可以行使否決權一票否決以聯合國名義發起的任何可能的干涉，這是戰後國際政治秩序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既體現了保持大國均勢的現實主義考量，也表現出實行集體安全原則的理想主義色彩，從機制上賦予聯合國以權威性和生命力，對侵略和潛在侵略形成有力威懾。

　　警惕日本頻頻挑戰

　　然而，近年來，日本政府卻屢屢挑釁，企圖撼動這一旨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戰後國際秩序。

　　領土歸屬問題是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和基石，但日本卻違背1945年無條件投降時所作出的承諾，不斷衝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所規定的戰後領土安排，嚴重挑戰國際秩序。日本政府認為，在法律上規定戰後日本領土範圍的是1953年美國對日片面媾和的 《舊金山和約》，而不是《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試圖把非法和無效的《舊金山和約》淩駕於得到普遍公認的國際法之上，蓄意否定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成果，杜撰釣魚島包括在日本交由美國託管的琉球群島之內，並製造“台灣歸屬未定論”。近年來，日本政府更是上演荒唐的“購島”鬧劇。

　　與此同時，日本首相及其政要不顧中國和亞洲其他受害國人民的強烈反對，連年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靖國神社在二戰之前不僅是國家宗教設施，還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1951年10月，時任首相吉田茂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從此以後，幾乎每屆首相都效倣此舉。日本領導人執意參拜靖國神社，實質是要通過否定東京審判的正義性，進而否認侵略歷史，甚至妄圖把侵略戰爭美化成“解放亞洲國家”的戰爭，這顯然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是對所有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和人民的肆意傷害和挑釁。

　　當前的日本政府更是極力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實質性解禁集體自衛權，從根本上衝擊戰後國際秩序。二戰後，在美國主導下，日本制定現行的和平憲法，以防止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事實上，日本自民黨早在1955年便把“修改憲法和自主制定憲法”作為政治綱領，但始終未能如願。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國內經濟的停滯，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修憲活動漸趨活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07年首次執政時就宣稱日本必須修憲以擺脫戰後體制，2012年再次上臺後更是多次向外界表明修憲是其畢生政治理想。日本急於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加快實現所謂“軍事正常化”的實質，是要改變戰後日本的國家身份定位，全面否認戰後國際秩序。

　　二戰結束後，日本正是在接受 《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有關戰後領土安排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其戰犯正義審判、進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改造並制定和平憲法的基礎上，才得以重返國際社會。嚴格履行相關條約義務，遵守戰後國際秩序中的規則和規範，認真反思侵略歷史，不僅是日本的一項選擇，也是它的一種責任。在當前國際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對日本的種種錯誤行徑保持警惕並堅決反對，堅定捍衛二戰勝利成果以及戰後國際秩序的原則和精神，維護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並在此基礎上使中日關係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張學昆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