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弓

　　近段時間，有一篇文章在網路尤其是微信圈中廣為傳播，並被引為持有某些觀點者的“權威依據”。文章發表於今年1月份某大報，是針對大學裏讓學生互相盯梢等做法的，但文中沒有嚴格區分“告密”與“揭發”的適用範圍，並以“不告密不揭發是道德底線”為標題，使文章具有更廣泛的指向性，顯然不夠妥當。

　　“告密”與“揭發”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行為，不能混為一談。最新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對“告密”與“揭發”的定義是這樣的：告密，指向有關部門告發旁人的私下言論或活動（多含貶義）；揭發，指揭露（壞人壞事），如“揭露罪行”、“檢舉揭發”。

　　對比兩個詞的相同與不同之處，差別是明顯的。揭發與告密，都是一種“告發”行為，或者向有關部門告發，或者公開揭露，區別就在於，揭發專指“壞人壞事”，告密則指“私下言論或活動”。這裡遇到一個問題，即既是“私下言論或活動”，又是“壞人壞事”，知情者應該怎麼辦？如“私下”賭博、“私下”污辱他人、“私下”吸毒販毒、“私下”貪污受賄……遇到這種情況，知情者應該告發還是沉默？再舉一個極端例子，養父姦污女兒，那絕對是家裏關起門來的“活動”，家人報警算不算“告密”？我讓聽課的大學生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幾乎脫口而出“不算！”現行的法律和政策（不僅是中國）實踐，也都是引導和鼓勵公民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檢舉揭發，知情不報者説不定還會判你一個包庇罪。可見，無論是私下的言論還是活動，只要是違法的，揭發、舉報不僅不違背道德規範，而且是公民的應盡責任。

　　公眾人物與普通公民的隱私權是“不平等”的，不能一概而論。公眾人物因具有廣泛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對道德和社會價值取向具有示範與引導作用。所以，他們的學歷、出身、個人品德、財産狀況，乃至家庭成員的工作、生活、言行舉止，公眾有權知曉，公民有權監督。發現他們的違法違規行為，給以揭露與批評，是公眾的權利。就是説，公眾人物的隱私權比一般公民要小，會受到嚴格的限制，揭露他們的某些所謂的隱私，不違反隱私保護原則。曾經有官員質疑民眾要求官員公示財産的言論，説“群眾財産為什麼不公開？”這只能説明這些官員還不懂，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能“與群眾打成一片”。如果公民行使這種權利也被視為“告密”，媒體的暗訪、曝光還能進行嗎？對公眾人物的監督還能開展嗎？

　　在中國，還有一層監督，那就是群眾對共産黨員的監督。雖然不是領導幹部和公眾人物，但若是共産黨員，那就不僅要和普通群眾一樣遵守國法，還會受到黨章黨規的約束。對人民群眾來説，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於共産黨員來説，法律與黨規都不禁止的，才可為。不管是在公開還是私下場合，共産黨員違反法律與黨規的行為被揭發、受處理，是理所應當的。

　　先進國家怎麼區分“告密”與“揭發”呢？有篇文章舉了兩個例子。一個牧師私下在酒桌上辱罵耶穌，被同桌的基督徒拍下後放到網上，社會評價那位基督徒，認為他“不是不道德的告密者，而是勇敢捍衛自己信仰的人”；某工程師在私下酒桌上辱罵自己的老闆，被同桌的同事拍下後告訴了老闆，那個同事就是個可恥的告密者。細細體味一下人家的“標準”，對我們應該有所啟發。

　　在中國，“告密文化”源遠流長，消除它的影響任重道遠。但是，清理這些封建糟粕也要謹慎從事，厘清界限，不能搞混戰、打亂仗。尤其是當前全國“打虎拍蠅”大戰正酣，群眾不僅站在路邊鼓掌，還加入其中參戰。這個時候，對那些敢於揭發腐敗行為的公民扣上一頂“告密”的道德大帽子，誰會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