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當文化立國之時，不必急於實施民間文學作品著作權的隔斷保護，而是該為保障公眾自由使用人類文化遺産作出更多努力。

　　2014年9月，國家版權局發佈新版《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保護條例（徵求意見稿）》，各大媒體紛紛轉載此一消息，普遍認為“加強民間文藝作品的著作權保護立法工作，不僅是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要求，還是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爭奪國際話語權的要求”。不過，這一觀點似乎並未得到多數法律學者和民俗學者的認同。

　　《條例》中的“民間文學作品”，特指那些找不到具體創作者或執行者，“由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內不特定成員集體創作和世代傳承，並體現其傳統觀念和文化價值的文學藝術的表達”。至於那些能夠指認具體創作者或表演者的作品，比如你從李大娘那裏聽到的歌謠，我從張大爺那裏聽來的故事，都已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得到了保護，因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著作權法的理論基礎，是將作品視為法律上的財産，將作者視為原始的權利人，預設作者付出了獨創性的勞動。可是，民間文學的創作者和傳承者並不是特定的個人，因此，既無從確認其權利人、也無法確認其獨創性。正如鐘敬文先生指出的：“民間文學既不是哪一個作者所創作，也不為哪個個人所私有；既不標明哪個作者的名字，也不賦予哪個個人以著作權，它們是人民的集體創作。”

　　事實上，從國內的情況來看，目前尚未出現一例真正的民間文學作品著作權糾紛，現實生活中基本沒有該法律需求。也就是説，《條例》中的問題是我們設想出來的，而不是實際生活中的真實訴求。我們知道，法律是社會關係的調節器。任何部門法皆應以調節、平衡既有社會矛盾為使命。如果我們只是為了立法而立法，其後果必然是無矛盾處發現矛盾，無糾紛處挑起糾紛，顯然不利於和諧社會的建設。

　　我們知道，民間文藝作品具有鮮明的共用性特點，也正因為這個特點，才使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具有了世界意義。現代著作權法的理念是著作者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雙重保護，平衡二者的利益關係是著作權立法的基本精神和目標。民間文學作品由於其集體性、口頭性、匿名性、變異性等特點，每一個傳播者的每一次創作，都是在複製別人基礎上的即興創作。作品完成之後，同樣不可逆轉，必須將之返還給公共領域，並將作品的再次使用權讓渡給其他的傳播者。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公眾自由接觸和繼續利用該作品的要求得到滿足。

　　民間文學鮮活地體現著一個民族的審美風尚，既是一個民族核心價值觀的優良載體，也是富於民族特色的文化輸出品。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圍繞民間文學著作權保護問題，國際智慧財産權界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爭。但迄今為止，全世界還沒有一個文化強國制定法律自縛手腳，限制這種“惠而不費”的文化輸出。目前已經實施保護政策的多是一些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非洲國家，其內在理路是弱勢國家針對發達國家的文化抵抗，是回避文化競爭的無奈選擇。

　　我國的發展中國家定位，使得部分學者認為我國也應該實施該項保護。但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地區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如果將這一國際間的“鬥爭”策略簡單地移用於國內民族民間文化領域，就極有可能影響到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甚至影響到民族團結。

　　民間文化的相互交流與影響，自古以來就是民族融合、民族團結的黏合劑。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密切聯繫，必然帶來民間文化尤其是民間文藝的交流。這種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的關係，增進了民族團結，活躍了民族文化生活，推動了各民族民間文藝的共同繁榮和發展。這不僅是民間文學工作者的共識，也是全世界知識界的共識。中國正當文化立國之時，不必急於實施民間文學作品著作權的隔斷保護，而是應該為保障公眾自由使用人類文化遺産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