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繁育種更育人，60年來，這裡不僅成就了“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李登海、郭三堆等一批知名育种家，而且培育了以王元東、盧柏山為代表的育種中堅力量，滋養著張如養等年輕一代育種人。

　　3月3日7點，三亞的天空剛剛放亮，只睡了不到5個小時的李登海又坐到了一張乒乓球臺前，面前擺的是幾堆玉米棒子，少的只有一穗，多的三五穗。“要坐11點55分的飛機趕去北京開全國兩會，走之前這些材料都要考完。”李登海語速快得就像倒豆子。作為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報到當天，他仍然抓緊飛機起飛前的幾個小時在考種室裏看果穗、量穗長、數行數……“我們選出的每一棒材料都經過李院長的手。”劉所長告訴記者，“考種就是對材料進行考察，它直接關係著育種的成敗，全憑經驗，李院長從來都是親力親為。”

　　育種是個技術活兒，也是個辛苦活兒，時時考驗著人的體力、耐力和判斷力。甜、糯雙隱性基因材料曾被認為是不能成活的，但玉米研究中心研究員盧柏山就是不信邪，愣是從十多萬株分離材料中選出了160株雙隱性基因材料在南繁基地繁育，結果只有20多株出苗，而且長勢都比較弱。為了保住這些珍貴的幼苗，用盧柏山的話説就是“悉心呵護”。“海南地老虎比較多，為了防止地老虎吃根，又怕鐵鍬傷了根，只能靠人工天天查抓地老虎。就這樣過了將近1個月，終於保住了六七株。”最終從中選定一個最好的株係，命名為“6644-3”，它就是目前從北到南廣泛種植的鮮食玉米“京科糯928”的父本，其名字記錄了材料的來源——第6644行的第3株。“南繁育種不容易，卻總是會發生令我們欣喜的事。”盧柏山的“獲獎感言”字裏行間透著他對育種工作的那份執著與熱愛。

　　育種需要激情，更需要耐得住寂寞。一個小馬扎，一包乾透的玉米材料，一本印著密密麻麻表格的南繁計劃書，記者找到玉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元東時，他正一個人坐在走廊裏從一堆材料袋中間手工脫粒，不時抬頭看看計劃書，用鉛筆做上標記。“看到每個材料，都像是見到一個熟人。”王元任説，“看到名字就會想到它長什麼樣子，有什麼特性。”真有那麼神奇？記者忍不住拿過計劃書翻看，翻到封皮，“海南又一年”5個字映入眼簾。抬起被太陽曬得發亮的臉龐，王元東笑言從1996年開始南繁育種，18年18本計劃書，從薄薄的兩頁到厚厚一本，從“天道酬勤”、“天涯何處不人生”，到“海南又一年”，自己的棱角已經被磨平了。從北京到海南，每年南下時只有幾個行李箱的種子，南繁結束時就變成了一大卡車，就在這“一年又一年”的光陰荏苒中，南繁育種已經從意氣風發的理想變成了義不容辭的擔當。“每年南繁一結束，感覺這一年就沒剩下多少日子了。”王元東説。

　　在南繁基地，育種材料在加代，育種人也在“加代”。研究生剛畢業兩年的張如養，是記者在南濱農場遇到的最年輕的育種人。除了一副黑框眼鏡透露出的書卷氣，黢黑的臉、長袖格子衫、露趾拖鞋，都跟普通農民沒什麼兩樣。“這已經是我連續第5年來南繁了。”收完材料的張如養説是當天沒事，可是記者卻見他時而穿梭于青紗帳、時而將收穫的玉米材料用三輪車拉回院子、時而在曬藏室晾材料，忙個不停。“一天下來，累得一步也不想走。”儘管如此，張如養還是喜歡南繁基地，“這裡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隨時能得到前輩育种家的指導，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在南濱基地，記者也深深地被這裡的氛圍感染著。一盤紅燒雞、一盤花生米、兩個素菜、兩份水果，十幾個人一桌，三四桌人喝著啤酒和可樂，挂在墻上的21寸液晶電視播放著新聞聯播，殘陽穿過窗外的鳳梨蜜樹照進餐廳。“累了一天，喝瓶啤酒特別舒坦。”王元東提議大家一起乾一杯，“乾一杯出一個國家級的好品種，再乾一杯出一個世界級的好品種。”觥籌交錯之間的期許，或許是他們每年在這裡呆半年、春節也沒能回家過年的寄託，或許他們早已把這裡當成了家。

　　“50多年了，每年冬天都在這裡，已經習慣了。”從1964年開始每年春節都如候鳥般準時出現在南繁基地的玉米育種專家、河南省鶴壁市農科院研究員程相文，今年已經80歲了，仍堅持每天下午到試驗田裏轉一圈，看看自己種下的試驗材料長多高了，看看擴大基地形成的花圃裏芒果結果了沒有，看看加固的底座是否把猖獗的老鼠拒之墻外。“這些樹都是從三亞買回來的，我們想把這裡建成育種科技園、熱帶觀光園和採摘休閒園。”程相文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