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州，從群體上講沒有比洞庭東山和洞庭西山這兩處的人更具典型性了。細細品味，江湖上的“鑽天洞庭”這個詞兒，似是讚嘆——精明能幹，無物不營，無地不去。然而這讚嘆中卻也明顯地帶著一種嘲諷和揶揄——嘿嘿，慣於削尖腦袋地去鑽營，連無路可上的天庭，他們都有辦法去鑽營呢!

　　明清以來，在江南以商業資本之巨、活動範圍之廣、經營能力之強都堪稱雄的商幫是徽商，然而，頗善“鑽天”的洞庭商幫卻能與之分庭抗禮，以之佐證的是洞庭商幫和徽商相提並論而流傳於民間的一句諺語“鑽天洞庭遍地徽”，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

　　諸多著述對於十大商幫儘管分法不盡相同，但商幫主體大多是以數省或一省為單元，再以下的就是以府或幾個縣。在這些著述中，以縣以下的一兩個鄉而命名為中國古代商幫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蘇州屬縣吳縣下轄的東山人和西山人組成的洞庭商幫。

　　洞庭山人的從商活動，早在北宋元豐年間(1078一1085）就已開始，但真正成為一個商人集團，是到明中葉以後東山大商人王惟貞，是王彥祥第三子。其一脈後來出了一個歷明憲、孝、武三朝，官至內閣大學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這個山中宰相的祖輩，深諳積著之術，善於理財，從而打下了王氏家業的基礎。

　　家族的經商靈魂，始終縈繞在東西山的一代代人的心中。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攻佔南京、蘇州等地，江南震蕩，東西山人頓失經濟的地盤和依託，於是群趨滬江。自是時起至20世紀前半葉，由於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國內的其他商幫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幫卻在上海灘上實現了它的近代轉型——紛紛佔據外國洋行和銀行買辦的職位。

　　生於東山的清初文人翁澍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修撰成書的《具區志(卷一三)·人物》載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蹤軌跡。

　　東山翁氏——“翁百萬”（翁籩）的父親翁參時，就經商清源。因大行善舉，“義舉震齊魯間”。自翁少山(即翁籩)時，“江北聞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

　　東山席氏——早在席左源和席右源時他們就北走齊燕，南販閩廣，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聞京師、齊魯、江淮”。

　　此外，東山葛氏經商于徐淮、施氏在明代時就經商淮揚，等等。

　　相比之下，西山商人就大相徑庭了。他們的主要活動地區在長江沿線。西山沈氏——明初時沈季文就往來于淮楚間。稍後有沈愷，“壯遊荊襄”。其後沈冕，長期經商于荊襄間。沈賓經商于湖湘，沈賓之子沈棠年少就經商于淮海、荊州等地。沈九華客居楚地，開店設肆。清代康熙年沈氏後人沈升，因家貧欠債，經營荊湖之地10餘年。沈啟芳也逐利該地，家日隆起。

　　西山秦氏——明朝時秦隆就“壯遊名區，達荊楚”。秦仁因家貧，放棄學業而轉營商業他東至齊魯未獲成功。又改到西山商人萃集的沅湘之地，為人從事販運貿易前後達20年。

　　西山鄭氏——鄭宜誠在瀟湘雲夢間販運，鄭以傑在同一地經商，數年間擁資百萬。郊祿溪從外舅服賈于楚。鄭泰，世代業賈，長而幹練，販木于吳楚之間。

　　西山鄧氏——從明末至清，有不少人在長江幹線經商。鄧文經營楚漢間40餘年、鄧秉臣隨父商于楚，“自少至壯，往來于三湘七澤間”。鄧學敏，吳頭楚尾，賈舶往來，長沙及其世業地。鄧士瀛同父輩數人一起經營楚南。鄧玉相，依靠先人經營遺資，遍及三湘七澤間。鄧大木，承其先祖遺業，在汨羅江畔經理農田數百畝。

　　西山徐氏——西山徐氏商人興起于清初。徐四宣家貧，“問生於外，自是歷皖豫，溯荊襄，往來數年而資有所積”。徐學貢，“三湘七澤間，足跡幾遍”。徐三函家貧，無以逢給，營運于楚，家境逐漸饒裕。

　　西山孫氏——明後期即有不少人貿遷于荊襄，如孫炳販米湖廣，孫大璇兄弟三人經商湖廣四川，孫經設業楚南，服賈達40年，孫錕服賈楚南、經營數載。

　　從整體上講，西山人大多經商于洞庭湖畔，更似乎存在著一個洞庭湖情結。

　　當年范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

　　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後，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産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講究具體的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看起來則非常符合現代經商的要求。洞庭商人也非常注意市場資訊，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洞庭商人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于成見，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