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

　　死去的土地滋生了丁香，

　　回憶和慾望混生，

　　春雨撩動著看不見的根。”

　　艾略特在寫下《荒原》的時候，不曾想到，在幾十年後，它如此撩撥著一個女人的神經。

　　李銀河過去屢次讀過這首詩，但她並未體會為什麼“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直到王小波去世後的一天，“這個詩句驟然炸響在我耳邊”。

　　王小波是1997年4月11日過世的。

　　“四月是生機勃勃的，生和死的對比顯出一種殘忍來。”李銀河領悟到。

　　春節過後，李銀河在海南三亞灣度假一個月。4月，她應邀去哈佛大學做一場關於中國涉性法律的演講。這使她無法在王小波忌日回京掃墓，這是她十多年來第一次缺席這個奠禮。她最新躍入公眾視野的愛人“大俠”和養子壯壯將會去墓前獻花。

　　王小波生前是特立獨行的作家，在為亡夫選墓的時候，李銀河拒絕把王小波安置在一排排墓碑林立的墓園裏，她到山上選了一塊天然的大石頭，刻上“王小波之墓”五個字。

　　一直以來，李銀河都被介紹為“王小波之妻”，儘管她認為此生最大的幸福即源於此，但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她並不希望自己被這麼介紹，“好像我不是一個獨立的個人”。

　　她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在國內，她堪稱“女性性學家第一人”。單就這個名號來説，在這片土壤上並非易事。她曾被評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影響中國三十人”之首，這也非虛名。她致力於婚姻與家庭、同性戀以及性方面的研究，積極推動性別平權運動，在公共空間始終堅持為性少數族群説話。

　　三個月前，她在部落格上被迫公開了自己與跨性別人士（Transexual）“大俠”長達17年的愛情長征故事。她原本想在今年5月份出版的自傳中正式公開這段感情，現在只好提前公諸於世。

　　“大俠”是一個女兒身，他們這段“超越性別”的愛情在過去三個月引發了廣泛地爭論。

　　李銀河對此沒有過於激烈的反應，她平靜得像風浪過後的海平面。“愛情從來是超凡脫俗的，它根本不管什麼階級階層，貧富貴賤，也不管美醜年齡，甚至使性別都變得無足輕重。”

　　如果“大俠”不是跨性別者，李銀河恐怕無法在王小波之後接受這段感情；如果她本人不研究性問題，她也無緣遇到這份感情。這一切，在李銀河看來，都像是命中註定。

　　一

　　在三亞見到獨自在海濱度假的李銀河，她穿著每晚散步時穿的寬鬆的圓領套頭裙，橄欖綠的底色上襯著黑色圓點。微燙卷的淡棕色短髮，褪去了一些顏色。因為每天出門戴著遮陽帽，皮膚細膩白皙，但裸露的胳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曬後斑。

　　“很少有人認出我，只有一次。讀書人可能會認識，其他人不認識我。”63歲的李銀河和海灘上的遊人一樣，喜歡到溫暖濕潤的三亞過冬，呼吸乾淨的空氣，曬太陽。

　　她自稱已“移民”威海。她在威海買了間公寓，常年獨居海濱。起初她在大興置了一套別墅，但是她忍受不了北京的霧霾天，“一口都不想呼吸”。她現在很少回北京，留“大俠”在那邊照顧孩子。冬天冷的時候，她有時會到三亞來。

　　今年2月，一家人在普吉島過完春節，她來到三亞，在距離海邊3分鐘路程的一家家庭旅館租了一間房。一個開間加一個衛生間，不到30平，有簡單的傢具：一張雙人床，一個儲物櫃，一台電視機——她基本上不看。衣服散落在床上，“不好意思啊，連坐的地方都沒有”。

　　李銀河每天過著“上午寫作，中午游泳，下午讀書”的退休生活。原本晚上的時間用來看電影，但最近她在趕一部書稿，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寫作。到三亞半個多月，她只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看了一部片子，布拉德·皮特的新片《狂怒》。

　　“太棒了。你看看人家，也是英雄人物，高大上，就是能讓你真的哭。”李銀河嘖嘖稱讚。

　　她最近在收尾一部虐戀小説，這是她嘗試創作的第一部小説，名字是她自己取的——《全景式虐戀小説集》，書名得到了書商路金波的讚賞。

　　李銀河曾在1998年出版過一本學術書《虐戀亞文化》，虐戀的題材是她在英國康橋大學訪學期間偶然獲得的讓她著迷的題目。

　　“如果我不喜歡這種特別有趣的性活動，及其所表達的觀點和審美，我不會選擇這個題目”。

　　在所有的有關性的研究中，她對虐戀抱有特別的興趣，因此在決定嘗試寫小説的時候就決定寫虐戀題材，“其他的都不感興趣”。

　　小説分三部，每部20萬字，前後寫了六七年。小説描述了一個理想主義的熱帶島國“歡樂島”，幾個年輕人在這個荒島上試驗沒有偏見、沒有嫉妒的性自由生活，其中包括多邊戀和虐戀。這可以看作是李銀河對性最美好的想像，別有深意的地方在於，她要借此在中國為虐戀正名。

　　但這個題材在大陸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接，最終一家香港出版社答應在今年7月份出版，並將在香港書市亮相。

　　“今年或許是個好時機”。李銀河説。美國的虐戀小説改編的影片《五十度灰》席捲全美，在國內也掀起一輪觀影熱潮。在這個時候推出一部虐戀題材的小説，至少在接受度方面並不需要特別擔憂。

　　但她對自己在小説創作方面的天賦並不自信。王小波曾説，文學創作有兩類：天才型創作和非天才型，按照這個標準，王小波通常被歸入天才型作家之列，而李銀河自認屬於後者，她承認自己在寫作方面資質平平。

　　有一次，李銀河問王小波對她文字的看法，王小波説，“你的文字仍在地上，還跳不起來”。

　　她把寫成的小説樣章拿給作家馮唐看，馮唐看了回信説，文字“清通簡要”，有著“之前的漢語沒有描述的人性”。

　　二

　　李銀河一直致力於為性少數派族群發聲，同時，她始終呼籲國人對一夜情、換妻、多邊戀等行為寬容。在媒體上，她近年來常常以“女權鬥士”的形象出現，她被要求擺出強悍的一面拍照。

　　她非常認同自己身上“女權主義”這一標簽。

　　從出生那天起，李銀河身上就帶上了濃重的女權主義色彩。1952年2月，李銀河在北京出生。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三八式”幹部。她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她排老幺。為了體現平等，孩子一齣生，兩個姐姐隨父姓陳，她和哥哥隨母姓李。

　　父母從小給她熏陶男女平等思想。父親的幹部級別雖比母親高一級，但在家裏，夫妻關係絕對是平等的。他們兄弟姐妹四人也獲得了平等的教育機會，都上了大學。和當時多數重男輕女的家庭相比，李銀河認為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首先沒有感覺作為女孩子的妄自菲薄。

　　學生時代的李銀河是一個靦腆的乖乖女，實際上一直到她大學畢業，進入光明日報社工作，她都順風順水。

　　“這個生長環境給我帶來的唯一負面影響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緒不容易激進，成功的動力不容易太大——因為從來沒有缺過什麼，也沒有過什麼大的挫折感，於是也就沒有太多強烈的渴望。”她説。

　　李銀河身上確實感覺不到太過強烈的東西，她為人淡然，談吐樸實，和“女權鬥士”的形象相去甚遠。

　　但在內心深處，她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始終有一種想要跳脫的慾望。

　　1982年，李銀河30歲，和王小波結婚已兩年，她就申請去讀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

　　經歷了文革的瘋狂年代，李銀河和王小波處在困惑的精神世界當中。王小波當時常常引用一句不知出處的話，“人生在世只有兩個選擇，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惡棍。”李銀河在後來的書中寫道，“在那個時代，清醒和善良是多麼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學，想恢復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個正常社會中生活的正常的人們是怎樣想事情和做事情的。這種想法，一個來自那個世界的人怎麼能理解呢？”

　　在美國待了六年，兩人經過權衡，決定回國。李銀河趕上北京大學首設博士後站點，她有幸成了中國第一個文科博士後。

　　做博士後的兩年，她一口氣報了十個課題，包括婚前性行為規範、擇偶標準、婚外戀、自願不育、同性戀等。在徵集這些“少數人群”做樣本調查的過程中，她認識了第一個男同性戀大明（化名）。“他三十歲左右，個兒不高，在英國打過工。”

　　之後，通過“滾雪球”的辦法，李銀河獲得了更多國內同性戀的樣本，寫成了《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後改名《同性戀亞文化》。這本書是對中國120個男同性戀的調查研究報告。

　　王小波也參與其中，多次找過大明聊天，了解細節，最終寫了一部男同性戀題材的劇本《東宮·西宮》，後被張元拍成同名電影。小説裏的人物、大座鐘等細節都是現實中的原型。據一位友人回憶，大明最後愛上了王小波，有一陣子逢人便提他的名字，“三句不離王小波”。

　　另有一回，李銀河夫婦請一個外號“友夫”（化名）的男同性戀到家裏採訪聊天，聊到晚上十一點多，沒了末班車，只好留宿在家。李銀河出去找地方住，把王小波和友夫留在家裏，王小波第二天説“一夜沒睡好”。

　　李銀河提起舊事如數家珍。她説剛回國那幾年，王小波很少發表文章，看著李銀河寫書常常感到技癢難耐。李銀河寫《生育與村落文化》的時候，常和王小波探討其中的問題。一次，寫到農村人蓋墳，王小波忍不住説，“我給你寫一段吧”。他寫道：農村人蓋墳，都是奢華，再過多少年看到一個像帝國大廈那樣的墳墓我都不驚訝。“明眼人一看就説，這段不像你寫的啊。”

　　在《同性戀亞文化》裏，王小波也幫著寫了幾個案例。其中一個，友夫和他的男伴一塊兒去上海出差，一路上都好好的，回來火車快到北京的時候，男伴瞞不下去了，坦白説“我是結了婚的”。友夫説，他當時就打了男伴兩個大耳光，當著火車上那麼多人。王小波説，“真的嗎？不會是一個大耳光或者兩個小耳光？”友夫肯定地説：“就是兩個大耳光！”

　　“像這種東西絕對只有小波才寫得出來，我可寫不出來。”李銀河説著，笑倒在床上。

　　她真正研究性社會學是從翻譯一本美國性學家約翰·蓋格農的《性社會學》開始的。1994年，她出版了這本譯作，同時向當時所在的北大社會學系申請開設性社會學課程，北大沒批。

　　“在西方，性社會學早已是顯學，可是在中國，還難登大雅”。李銀河舉自己的例子，“我到和王小波結婚，28歲的時候都還是處女，現在看來簡直就是一個怪物，一點都不正常”。

　　李銀河説，她自己的性啟蒙是在讀《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的書完成的。那個年代，性是極其含蓄的。

　　有一次，她給王小波寫信，談了兩個問題：一是他長得不漂亮，二是“那個”（性）。

　　王小波捧著信直樂，廠裏的工人們以為他范進中舉了。在回信裏，他委婉地説，“告訴你，一想到你，我這張醜臉就泛起微笑。”至於“那個”，“我從來都不好意思想像和誰做那件事情。我也許能夠做到一輩子不做它。也許不能做到，反正不能亂來。和不喜歡我的人一起就更不好意思了。”

　　倆人回國後到王小波去世前的九年時間，李銀河在性別和性領域出版了七八本書和譯作，王小波則完成了他人生中重要的“時代三部曲”：《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

　　王小波在世時，名聲不大，最出名的《黃金時代》也只在台灣被當作色情讀物出版。但在他離世後，出版商紛紛將他的小説、雜文印成鉛字，瞬間，王小波名聲大噪，遠遠超過了李銀河。

　　李銀河曾用谷歌搜王小波和自己的名字，“小波的網頁永遠是超過我的，比如我是兩三萬的時候，他就是四五萬、五六萬。”

　　三

　　“我有時候會夢到他。夢到好幾回，好像他完全活了，回來了，我還告訴他，説你心臟有問題，得注意什麼的。真是難以置信。”李銀河仰著，手裏轉動著礦泉水瓶説。

　　她很少憂傷外露，只有在讀到王小波的舊文和當年給她寫的情書時，才會默默垂淚。

　　在王小波離世三個月後，李銀河有幸結識了計程車司機“大俠”，一個在各方面和王小波完全不同的人，將她從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解救出來。

　　“他倆特別不一樣，一個醬油一個醋。當初我就説，你要説王小波是一瓶子醬油，有點‘曾經滄海難為水’了，我誰也看不上了，因為他已經滿了，再去碰上一個半瓶子的，怎麼能接受呢？可是這一位，他在他這個系列裏，他是醋。一切都沒有可比性。你看他們倆，王小波1.84米，他1.56米，性別也不能比，太不一樣了，這本身能夠成為一種吸引力。”

　　相差12歲，“大俠”今年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兩人已經在一起生活了將近18年，相互為對方做出了改變。

　　李銀河和王小波此前是自願不育，過著精神生活極度豐盈的二人世界。常常連飯也不做，下館子，為的是節省時間做更有“價值”的事情。

　　“就算王小波現在死而復生，我們還是不要（孩子）。”

　　王小波生前喜歡講蕭伯納和舞蹈家鄧肯的故事。鄧肯曾寫信給蕭伯納説：我有第一美麗的身體，你有第一聰明的腦子，我們生一個孩子，再理想不過了。蕭伯納回信：如果小孩生下來，身體像我，而腦子像你，那不就糟了嗎？

　　如今，李銀河和“大俠”領養了一個棄兒壯壯，今年14歲了，喊她“媽咪”，叫“大俠”媽媽。李銀河説，壯壯給了她“世間難尋的一種情感體驗”。

　　“大俠”之前一直惦記著做變性手術，但是現在他説“不打算再做了”。“沒有做的必要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沒必要因虛費實，傷害身體”。

　　他早年信了佛，胸前常挂一串星月菩提佛珠，“時時提醒自己善良、舍得、一切隨緣”。他也不開出租了，給李銀河當起了助理，打字錄入、出版談判，樣樣拿手。

　　“你和‘大俠’有想過到國外註冊結婚嗎？”

　　“當然有了。但是挺麻煩的，有什麼必要？”李銀河補充説，“我們等於是事實婚姻，只是法律不保護。2000年修改《婚姻法》的時候，特意提出了不保護事實婚。”

　　平日裏，李銀河全靠“大俠”照顧生活，穿的衣服也都是“大俠”來買。

　　在她即將出版的自傳裏，她寫道：“耳鬢廝磨時間長了，我們兩個人合二而一，變得像一個人一樣，愛情成為親情，就像渡過了激流險灘的小船，徜徉在寬闊平靜的水面上。”

　　她的床上扔著一個血壓儀，她説血壓有點高，點菜的時候她不吃甜的，三亞的熱帶水果因為糖分高，她多半也不吃。

　　李銀河從不做飯。她在三亞的食堂是一家福建人開的沙縣小吃，夫妻倆都認識她，而且給她優惠價。中午一個雞腿飯，晚上一碗餛飩8塊錢，只收她6塊，天天如此。她聽信老闆娘的話，鹵制的雞腿不用油，清淡。

　　下午1點鐘，在沙縣小吃吃完鹵制的雞腿飯，李銀河回旅館換上泳衣，徑直走向距離3分鐘之外的海灘，暢遊一個小時，在椰林樹影、水清沙幼的海邊，她感慨“舒服極了”。

　　多年以來，她堅持探索的，除了她的研究領域，就是生命哲學。這對李銀河來説，是一生的命題。

　　她是一位虛無主義者，她的觀點是：生命沒有意義。她認同加繆的話，“正因為人生沒有意義，才更值得一過”。對此，她更為決絕的表達是：在地球熱寂之後，什麼痕跡都不會留下。

　　文_本刊記者 張東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