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上海一位家長帶著孩子在仲介門口看“學區房”房源。

　　沈春琛攝（人民視覺）

　　去年以來，北京市幼升小、小升初教育改革贏得各方點讚：堵住了“條子生”“共建生”，更多普通家庭的孩子享受到了優質教育資源。

　　不過，為了進入這些好學校，很多家庭又購買高價學區房。這幾年房市起伏，學區房卻始終堅挺。一平方米學區房，動輒十幾萬元。北京如此，其他大中城市的許多家庭也面臨同樣的煩惱。

　　這道難題怎麼解？

　　——編者

　　“史上最嚴”升學政策消除暗箱操作 2014年北京市小升初就近入學比例為74.01%，幼升小就近入學達93.7%

　　在北京西城區鼓樓西大街已經租住了一年學區房的孫雪，最近正辦理續租。孫雪自己的房子在朝陽區，女兒在西城區十三中分校就讀。如果不租房，每天孩子上學要有1個小時的車程，早晨5點半就得起床。“捨不得她來回折騰，只好就近租房，40平方米月租金5000元，實在是不便宜。”

　　不過孫雪一家對現在的狀況很滿意。“如果不是去年教育改革，我們的孩子不一定有機會能上這麼好的學校。”孫雪坦言，按以往的小升初招生情況，像十三中分校這類中考成績拔尖的初中，大多數生源都是“共建生”“條子生”和學校自己通過奧數比賽選拔的“點招生”，留給區內普通學生電腦派位的名額並不多。

　　“我們比較幸運，趕上了教育改革。”孫雪説，2014年2月18日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北京、上海等19個重點大城市做好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工作，並列出小學和初中劃片就近入學的時間表和具體指標。北京市取消了共建生，小學免試就近入學，小升初實行單校劃片或多校劃片入學。

　　“孩子小學學籍在西城區，所以有機會電腦搖號進這所好學校。”孫雪説，家裏原本準備了一大筆錢和幾部手機，打算托關係。“改革後堵住了後門，凈化了社會風氣，減輕了家長的負擔，讓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有機會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孫雪説，雖然花錢租學區房開支挺大，但心裏還是很敞亮。

　　女兒同在十三中分校就讀的劉均一家對小升初改革十分認可。“我們家本來就是這片學區的，可片區裏的學校參差不齊。我們原來的計劃是，如果電腦搖號分到了差學校，就乾脆送孩子去私立學校算了。現在新政策提高了孩子就近入讀好學校的概率，我們家就是受益者！孩子的爸爸就在學校附近上班，接送孩子上學也很方便。省了一大筆錢，也不折騰！”劉均説。

　　2014年北京的小升初政策，被稱為“史上最嚴”。根據北京市教委的統計，當年市城六區初中就近入學的比例達到74.01%， 比2011年高了約20個百分點。此外，在堅持“小升初”就近入學的基本原則下，市教委也加大了“幼升小”就近入學力度，2014年全市“幼升小”就近入學的比例達到了93.7%，其中，西城區就近比例最高為96.95%。

　　就近入學，意味著學生家庭不必承受跨區租房的經濟壓力。21世紀教育研究院聯合騰訊教育對2255名家長開展的網路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小升初”改革有成效的家長佔63.55%。

　　戶籍決定學籍，為上名校 “拼房子”

　　優質教育資源在城市空間分佈不均衡，跨區求學推高學區房房價

　　升學政策調整後，戶籍與學籍之間的聯繫變得更為密切。那些原本片區內就有優質中小學的家庭，自然歡欣鼓舞。不過對戶籍所在片區沒啥名校的家庭來説，“就近入學”是件麻煩事。

　　“只要有點辦法，還是想讓孩子上所好點的學校。在北京，都説海澱區一所人大附中每年考上重點大學的人數，跟整個朝陽區一樣多；西城區名優中學有七八所，朝陽區只有那麼兩三所。現在朋友、同學一聚會，都問‘你家戶口在哪個區？’‘小孩學籍在哪個區？’”孫雪説，對那些孩子戶籍、學籍在海淀、西城的，大家都羨慕不已。

　　“改革後，家長拼關係、孩子拼奧數成績都沒用了，現在只剩下拼房子這華山一條路。” 在北京一家媒體供職的董佳已經購買了一套50平方米的學區房。“8萬元一平方米的價格，經濟壓力很大。可想想把孩子戶口遷過來後，小學、中學一條龍的問題都解決了，就把自己家、雙方父母家的錢湊了湊，咬牙買下這套房子。”董佳説。

　　“新政策出來後，學區房房價漲得更快了。”鏈家地産工作人員小丁告訴記者，北京中關村二小的學區房去年每平方米才8萬多元，新政策出來後已經長到了10萬元以上。

　　只要是被劃進名校學區，一些老舊的樓房、沒有衛生間的平房也能賣上大價錢。北京東城區培新小學周邊近30年的六層老樓價格已經被炒到每平方米6.5萬元以上，比毗鄰的、沒有劃進片區的新樓房，每平方米均價高出2萬元。北京市第二實驗小學是北京小學中的“牛校”，周邊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要價300萬元，仲介表示不能還價。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教授認為，一些房子因“傍上”名校而出現價格飛漲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優質教育資源在城市空間佈局的不均衡。“這一方面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歷史悠久的名校容易吸引更多高素質的教師，以及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投入，另一方面，為了分享優質義務教育資源，有的政府機關或企事業單位向學校贊助錢物，也有的房地産開發商為學校建場館教學樓，或者捐車捐設備，以便小區劃片進入該校。這樣一來，好的學校獲得的資源越來越多，加劇了這種不均衡。”

　　薛瀾認為，“學區房熱”還跟我們的教育理念相關。“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往往與他受到的社會認可度直接掛鉤。考上好大學、考上一般大學，或者沒考上大學，在找工作和未來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機遇是完全不同的。這樣一來也導致了大家都去擠高考這一座獨木橋。高中、初中、小學，甚至幼兒園，都是緊密地圍繞著孩子今後通過高考進入一所好大學這個渠道來準備的。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誰爭奪到好的教育資源就佔據了競爭的先機。”

　　“前期的改革，雖然遏制了‘遞條子’‘送票子’，但並沒有真正解決教育資源不均衡的難題，所以面對高房價，一些家庭不得不提前‘拼房子’，從而助漲學區房價。”薛瀾説。

　　抓緊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分佈

　　明確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給老百姓吃下“定心丸”

　　有人説，國外也存在優質教育資源非均衡分佈的問題，也有“學區房”的概念——社區越好，學校越牛，收費也越貴。所以，中國出現“學區房”熱現象很正常。

　　對這一觀點，新常態智庫研究院院長彭真懷教授表示不贊成。“首先，中國實行的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強調的是公益、普及和公平。其次，中國現在的學區房並沒有跟好的社區環境掛鉤。比如很多名校周圍的學區房大都是十幾年甚至20多年前的老樓，沒有電梯和完善的物業管理，戶型陳舊不便，樓道裏堆滿雜物，遍地污漬。這跟國外學區房的概念完全不一樣。”他説。

　　“據我所知，美國在整個基礎教育期間，遵循的都是劃片入學的原則。但與此同時，教育資源的分佈相對分散均衡，能夠滿足家長的需要。”薛瀾説。

　　據了解，目前國內很多城市實行小升初“就近入學”政策，比如瀋陽市從2006年開始，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全部按學區招生，一律不得招收擇校生；杭州在2012年宣佈實行零擇校，所有公辦初中、小學的招生資訊全部“上網”接受社會監督……“在招生政策‘陽光化’方面，我們的決心很大，措施很到位，但與之相配套，應抓緊開展教育資源均衡化的相關工作。”彭真懷認為，教育資源均衡化工作應該優先於“就近入學”政策的推廣，二者至少要同步推進。“真正釜底抽薪的措施是下決心推進教育資源均衡，這是必須直面的一道大坎，也是克服教育不公平的要害所在。”

　　“改革後大家還有怨言，並且催生了天價學區房這種怪現象，説明在不調整優質教育資源分佈格局的情況下，僅在技術層面作一些‘創可貼式改革’並不能解決實際困難，還有可能讓困難變得更嚴重。”薛瀾認為，教育改革理應儘量減輕家長和學生的負擔，多從供應側找改革突破口，用最小的“折騰”換取最有效的結果。

　　薛瀾認為，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化發展，應將教育經費向薄弱地區和薄弱校傾斜，推動學校硬體資源的標準化建設，提升薄弱學校的基礎能力。同時加強對薄弱學校師資力量的培訓和建設。此外，在合理規制的前提下，鼓勵民間投資辦校，與公立學校形成互補，並可騰出更多的財政資金補貼公立學校。

　　採訪中，一些業內專家建議，應採取成立教育集團、教育聯盟、“名校+新校”等多種形式，快速提升普通學校的教學水準。

　　今年以來，北京市西城區、海澱區已經陸續推出幾家“教育集團”，並且大多是名校搭配普通學校的模式。在北京某事業單位工作的牛女士説，近一段時間以來，她逐漸放下了“學區房焦慮”。“據説39中、156中都被納入了四中教育集團，今後‘強幫弱’的模式會推廣下去，長遠看國家是下決心推動教育資源均衡化的，讓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學校入讀。”她説，如果相關部門能明確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就好了，給老百姓顆“定心丸”，穩定預期，也給學區房降降溫。（文中採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