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降低創新不確定性是激發萬眾創新的客觀需求。“十三五”時期，如何降低創新不確定性與風險，以激勵企業更多地投資研發活動，將成為實施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所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

　　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指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非常重要。創新是推動一個國家和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時期，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的重大機遇和挑戰，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趨勢變化和特點，面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任務和要求，必須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有效的制度與支撐環境，降低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最終實現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換。

　　一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幾乎同時佈局一些新興産業，諸如新能源、資訊電子産業、生物醫藥以及新材料等，一些重要技術基本上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上。解決這些新興産業的技術問題不可能單靠引進與模倣，必須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著力解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制約。只有這樣，才能支撐起“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對技術的巨大需求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實施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充分認識創新的基本屬性，即創新項目的內在不確定性、創新投入與産出之間的不確定性。具體來説，企業對創新活動的投資不知道能否會帶來産出，帶來什麼樣的産出或什麼時候會帶來産出，因而投資創新活動的回報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確定的。由於難以對這種投資回報率進行準確預期，容易導致企業研發投入不足。在要素驅動發展階段，相對確定的發展機會較多，諸如不同地區、産業以及産業鏈上不同環節之間的收入差距等，所以，一般的生産性投資佔據主導地位，研發投入不足也不會對增長産生明顯的影響。“十三五”時期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階段，隨著一般性生産活動的收益率降低，經濟增長對創新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創新對企業組織定期研發投入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經濟發展要靠效率，提高效率要靠創新，如果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無疑會制約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降低創新不確定性與風險，以激勵企業更多地投資研發活動，將成為實施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二

　　降低創新不確定性是激發萬眾創新的客觀需求，會內生出創新活動的地理聚集與技術合作以及創新投入的多種分擔形式，這是我們把握好創新驅動特徵的出發點，也是有效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重要依據。“十三五”時期，創新驅動發展可能會有以下趨勢特徵：

　　一是大城市及大都市圈的創新火車頭作用凸顯。經濟活動並非均衡或隨機分佈在各地，經濟發展初期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取決於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差異，在現代社會中，資本與勞動等生産要素流動對經濟活動的非均衡發展産生著重要的作用。其中，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比一般生産活動更強，這是由經濟主體對地理集聚的差異化追求所決定的。在一般生産活動中，要素流動對運輸成本反應敏感，當運輸成本較高時，要素流動不容易發生；隨著運輸成本降低，要素流動導致集聚。如果運輸成本再降低，那麼，這種集聚會轉向分散。但在創新活動中，地理集聚的動力就有所不同了，知識外溢與分散孤島式創新風險成為吸引高素質人才與風險資本流動的基本動機，哪獲得的外溢知識更充裕，這些要素就會在哪集聚。比如説，大城市的專業性部門與專業人才較多，便於創新者更容易獲得專業化配套能力以及跨行業、跨領域的知識，因而大城市容易發生創新活動的集聚。如美國大城市的工資水準大約比其他地區高出30%，這主要是各種專業性創新活動對技術人才的競爭性需求較大。我國第六次普查數據顯示，大專以上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3%，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天津與深圳等城市的這個指標分別為31.50%，21.95%，19.22%，17.48%和17.17%。當然，追求知識外溢往往在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否則，獲得知識外溢的收益不足以補償運輸成本較高所付出的成本。所以，當運輸成本再降低會導致一般生産活動出現分散，卻會使創新活動走向集聚。引導創新活動的地理集聚並不是指各地區在創新驅動發展中都去拼命建科技園區，競相引進項目與人才，而是在尊重人才流動的基礎上，營造好要素流入的工作，諸如手續辦理、工作平臺與生活環境等。可以預測，在“十三五”時期，大城市與特大城市引導創新活動的地理聚集趨勢會加強，創新經濟發動機作用會更加突顯。

　　二是創新主體呈現組織與個人競相促進的局面。以往粗放經濟發展階段，拼資源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方式，相對於這種成本低廉的生産活動來説，創新是憑藉個人興趣與能力的成本較高的活動，因而不少是偶然的、隨機的。這種情況下，本土創新對增長的貢獻率並不高。隨著科技進步的加快以及資源稟賦與要素成本的變化，經濟增長對科技創新的依賴性日益增大，研發積累與持續投入變得日益重要，僅靠個人興趣與能力已不能完全適應創新需求，以組織為單位的研發活動將成為“十三五”時期的重要方式。而以組織為單位的研發活動是有規劃的，創新投資是有保障且不斷增長的，組織之間的研發合作會快速增加。當然，以組織為單位的創新活動興起並不意味著對個人創新活動的替代，相反，在“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導向下，以創客為代表的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創新一代會以網際網路思維進行大量的個性化創新，國內將會出現個人創新創業的新高潮。可以説，未來中國創新驅動發展中，組織化與個體性的創新主體都將蓬勃興起，並且相互促進，在創新鏈上發揮出各自的功能，共同成為驅動增長的引擎。

　　三是政府和企業共同分擔創新成本和風險的制度安排日益重要。由於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單靠市場激勵是有限的，如果沒有政府扶持性介入，創新活動將會受到限制，這已成為現代大多數中等收入水準以上的國家扶持創新活動的基本共識。未來政府鼓勵企業間技術合作與扶持創新戰略聯盟的形式將日益多樣化，這一方面是因為科技進步加快，使産品生命週期越來越短，在很多情況下，研發投入來不及在短短的産品生命週期之內收回來。另一方面技術密集型産業部門面臨的設備以及研發成本也越來越高。開發一個新的電腦系統、汽車或者微處理器晶片動輒需要數十乃至上百億元，同一産品的更新換代所需要的資本投入也越來越高，除了少數大型跨國企業之外，沒有企業能夠獨自為那些大型研發項目支付全部的費用，加上這些研發活動的失敗率與風險很高。因此，政府與企業共同分擔大型研發項目的費用或者協同研究就成了創新活動的上策之選，企業不僅降低了研發費用投入，而且還提高了可運用的創新資源總量。世界銀行學者對發達經濟體和東亞國家研發模式的研究發現，在轉向高收入的發展階段，超過60%的研發活動由企業完成，20%由政府完成，另外20%在高校等研究機構中完成。1992年至2012年的20年間，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研發支出佔GDP的份額已從不到1%提高到了2.2%左右。發達國家也從2.3%提高至2.7%左右。近年來，我國企業研發投資比重明顯上升，這是政府扶持創新與企業投資創新互動的結果。

　　三

　　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為此，圍繞降低創新活動不確定性這個關鍵點，應當在以下四個領域積極作為。

　　第一，尊重規律、促進協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政策基點要建立在高素質要素流動與創新活動空間集聚的基礎上，使各地區既要發揮優勢，尋找適合自己特色的新産業發展機會，又要消除地區壁壘，促進資源流動，推動企業按照地區優勢對産業鏈不同環節進行跨地區配置，優化地區空間佈局，創造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機會，避免地區之間形成新一輪的重復建設。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創新鏈帶動産業鏈，以産業鏈的跨地區配置帶動地區之間差異化發展。

　　第二，開放互動，提高層次。企業是創新活動的主體，在技術快速進步的情況下，更需要與外部環境進行廣泛的互動。自主創新並不等於什麼技術都關起門來自己搞，封閉式創新方式根本不可能適應全球化合作與競爭時代以及新技術進步日益加速、技術産品週期日益縮短的要求，只能在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中調整自己的角色，即在國際經濟技術聯繫中更加注重開放合作。隨著我國發展動力向創新驅動轉變，這種開放合作的緊迫性與重要性將會日益增加，也推動著我國加速提升國際分工層次。

　　第三，找準路徑，培育風投。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風險投資在發達經濟體中得到普遍推廣。風險投資是分散中小企業創新風險的一種有效機制，是促進科技成果有效孵化與轉化的加速器。缺少風險投資的普遍發展，就不可能推動創新活動遍地開花，在創新驅動發展中，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與激勵創新活動一樣重要。要認識到，風險投資往往是在所熟悉、可觀察、面對面交流便利的地理半徑內進行的。如果不熟悉與不可控，那麼，風險投資者是不願意投資的，理解這一點，對於“十三五”期間制定風險投資發展政策至關重要。

　　第四，強化投入、優化配置。創新活動需要在知識與技術積累不斷增加的環境中進行。加大公共性投資用於創新基礎能力建設是必不可少的。隨著我國研發投入的加大，優化創新資源配置結構顯得十分迫切。創新資源應主要投入三個領域，一是大量投入到作為公共品的知識生産部門，諸如大學、科研院所的研發能力與高素質人才培養能力建設等；二是投入到創新産品進行商業化轉化中的平臺建設，諸如孵化器等；三是投入到商業化轉化過程中的風險補償與激勵，諸如各種政府專項扶持基金、風險補貼基金等。還應當適應創業帶動就業的趨勢，逐步加大對服務創新支撐體系的資助，如以購買第三方服務形式加強對生産力促進中心與各類科技仲介的扶持。在創新驅動發展中，應確立科技成果轉化基金跟著創新項目走，創新項目跟著人才轉的創新資源配置路徑，以加速創新成果轉化帶動産業發展，以産業環節跨地區分佈帶動區域發展。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廣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王 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