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總理辦公會佈置推進實施“中國製造2025”規劃，以實現製造業升級。我們不妨將目光放長遠一些，直接審視這三個10年之後的中國製造業圖景，試問“中國製造2025”，何以實現？

　　從終極角度而言，檢驗是否成為製造業強國的標準是市場説了算。其一，中國現在已然是毫無爭議的製造業大國，這一製造業大國的地位是全球性的，是由市場份額説了算的；其二，從製造業大國到製造業強國的升級是立足於製造業大國的現有格局，也是從未來中國製造業的全球競爭力來檢驗的。所以，製造業強國地位的獲得一定是開放的、以市場化的方式取得並獲得全球市場承認和接受的。

　　當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還有突出的一點，就是政府在經濟運作中始終扮演著較強的角色，這也是中國模式的優勢與支點所在。在中國從一個貧困國家轉向小康國家的30多年時間裏，製造業起到的是核心作用；在今後中國從一個小康國家轉向富裕國家的時期內，製造業仍將起到核心作用。因為作為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只有製造業與貿易才是經濟快速發展之源。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實現從製造業大國到製造業強國這一目標的産業政策如何制定與實施的問題。

　　産業政策無非是財稅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與政府採購政策等，而實施的抓手是各級政府部門以及作為政府職能延伸的央企與國企。從經濟學意義上而言，作為市場“守夜人”，政府的産業政策應該是公開、公平和公正的。但事實上，當政府自身成為市場主體之一的時候，其自身的利益訴求自然使其難免“自肥”的衝動，前幾次宏觀調控的結果便是明證——央企與國企越來越強大，市場的擠出效應已然發生。

　　被經濟學家葉檀稱之為“僵屍企業”的央企與國企天然地具有佔用過多的經濟資源而效率低下的特徵，而且也不是市場創新的主體。央企與國企本身作為政府職能的延伸和市場職能缺失的補充，除了可以承擔一些政府意圖，比如短期內難以盈利的“大飛機”之類的項目外，過於強大的央企與國企會損害市場的活力，從而破壞市場本身的創新能力。一個強大的製造業大國的形成，無論其手段和方法是資訊化與工業化的融合，還是呈現智慧製造與綠色製造的特徵，其核心肯定是創新能力的培育與保持。所以維持市場本身的創新活力，並以此推動市場主體的創新才是中國製造業升級所必須的和最根本的動力之源。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之下，“中國製造2025”新圖景除了市場競爭自身帶來的産業競爭力的提升之外，産業政策的訴求必須是維護和提升中國製造業的創新能力，其根本是激發和提升市場自身的創造力和競爭力。

　　因此，“中國製造2025”的産業政策實施的訴求將是十分清晰的：

　　第一，國家層面的項目由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組織、國企與央企牽頭實施並給予市場充分參與的機會，以這些項目的實施帶動相關製造業水準的整體進步與提升；

　　第二，其他項目將由市場化的主體實施，市場主體之間平等競爭、一視同仁。

　　也就是説，“中國製造2025”之産業政策的執行與實施必須吸取前幾輪宏觀調控的教訓，避免産業政策淪為政府自身與央企和國企之間的“自肥”行為，從而失去政策的公平性，讓央企與國企的做大做強反而成為破壞市場機制和市場創新能力的因素。從而讓産業政策真正能夠發揮市場創新能力的引導作用，讓市場機制推動“中國製造2025”的實現。

　　我們欣喜地看到，為打破央企與國企過於強大帶來的“大企業病”和過度佔用資源而效率低下的“僵屍企業”問題，打破不利於創新的現有市場格局，決策層正以混合所有制為契機探索央企與國企的市場化運作問題。近期以中信集團出讓20%的股份給伊藤忠商事與正大集團為標誌，表明瞭決策層推進央企與國企市場化的堅定方向。正因為如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製造2025”的産業政策將能夠推動市場創新機制的形成，從而成為引導企業創新的政策引擎，為市場化生存與發展的民營製造業以創造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