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 陳昆

　　曾經有段時間，我嘗試做過一名訃聞記者。在媒體的行當中，這是特殊的門類，專門采寫對新近故去人物的報道。“給我派活兒的責任編輯是上帝”。這種不確定會讓生活變得極其刺激。這是受到書籍《先上訃告後上天堂》的影響，作者是美國鼎鼎有名的訃聞專欄作者瑪裏琳·約翰遜。在這本書裏，她向我們描述了種種和訃告有關的軼聞趣事：1826年7月4日，美國第二屆、第三屆總統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弗遜同時撒手人寰；在第六屆傑出訃告作者國際大會上，91歲高齡的裏根適時死亡，將會議帶入高潮……

　　每當名人發生意外被送進醫院，訃聞記者就四處蒐集資料，亢奮地投入工作中。然而，每一次當名人從危險中挺過來時，訃告作者只能遺憾地將自己的作品塞進抽屜。70多歲的伊麗莎白·泰勒已經擺平了1次腦瘤、3次換臀骨、好幾次後背骨折、多次肺炎。什麼時候她真的“挂”了，英美訃告作家恐怕不會忘記在她的訃聞里加上這麼一句：最不願意和訃告作家合作的名人。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本週就“被去世”了好幾次。在他病危期間，數家網路媒體都鄭重地推出了“病逝”的假新聞，甚至連美國的CNN也依據一張未經核實的截圖來發佈如此重大的新聞，鬧出了大笑話。當然，李光耀真的去世後，各家新聞媒體瞬間發出各種各樣的專題報道，可見，關於李光耀的訃聞早已經保存在各大編輯的手中，只等輕點滑鼠了。

　　與之相關的各種解讀已經很多。《經濟學人》的訃聞主題是“新加坡對於李光耀太小了”。《紐約時報》的報道用高效、不動感情等詞語來形容李光耀。如果是我去寫，我的關注點一定是中國化思維。李光耀生前曾半開玩笑半自嘲地説過，新加坡人的祖先都是當年中華帝國治下的下等臣民、販夫和走卒。祖籍中國，又有著西方留學背景的李光耀，在治理國家時並沒有採用所謂的西方式民主，反而採用了類似于中國封建王朝的獨裁統治。在“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下，新加坡照樣邁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這是為什麼呢？

　　1000個人眼裏就有1000個哈姆雷特，13億人眼裏就有13億個李光耀。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從李光耀身上學到了什麼？本週另一位去世的明星是笑林，終年僅59歲。關於笑林，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他的“笑林廣播電臺”。他還是馬季的門生。據稱，他是因敗血症去世的。一位給人們帶來無數笑聲的演員走了，英年早逝。笑林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生活中不能沒有笑聲，但光有笑聲是不夠的，還得多注意身體。

　　如果現在由我來寫他的訃聞，我更會由此及彼地聊聊他的師兄弟——“馬家軍”——和相聲的現狀。馬季通過電視節目推出了一大批優秀相聲演員，包括姜昆、黃宏、劉偉、馮鞏等20多人，但近年他們已鮮有廣泛流傳的作品，小劇場相聲卻十分火暴。這是為什麼呢？

　　訃聞絕不是簡單地對一個人蓋棺定論。國內以往的報道常常是歷數死者生平功績，這是對訃聞報道功用的一種誤讀。在國際主流新聞界，訃聞從主觀上講，是追憶逝者，啟示讀者；從客觀上講，則事關人們對於歷史的公共記憶和對文化觀念的認同。也就是，他走了，留下點兒為什麼？

　　對於在法國墜毀的空客A320客機中遇難的150條生命，更需要多問幾個為什麼？此次墜毀的飛機隸屬德國之翼航空公司，其為廉價航空公司。這是繼去年12月亞洲航空公司空難後，發生的第二次廉價航空客機空難。

　　廉價航空的安全性會打折嗎？過往的數據表明，廉價航空事故發生率並不高於傳統航空公司。我並不想對這個點予以深究，我想問的是，面對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賠償，它承擔得起這樣毀滅性的可能嗎？

　　所以，對自己好一點兒，別讓訃聞記者在無準備的情況下去寫遇難的人。 死亡在中國是忌諱的，我們常常試圖掩蓋上一個人的離去，對已故的人暗自表示悲痛，甚至由於自己對死亡的恐懼，下意識地將這位不復於地球上存在的人永遠埋藏在心底。

　　在我的訃聞記者寫手生涯裏，最喜歡的是那種自然去世的人，沒有太多的哀傷，有的是淡淡的思念。我曾寫過這樣一位普通逝者，她是住在北京衚同裏的一位老太太，無兒無女，自上世紀80年代老伴兒離世後，便一個人守著一間陋屋生活，後來年紀大了，患上了腿病，走路有困難，便常常一個人在院門口的石凳上坐著。鄰居給我指指那個石凳，日久生出了蘚苔，有歷史、有故事。我記得當時是這樣結尾的：“陽春三月，下了場細雨，那個老人生前常坐的石凳已被雨淋透，很久沒有人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