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在會場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何帆表示，如果有一個經濟學家可以影響股票，我肯定買保羅·羅默教授的股票，他不僅是藍籌股，而且是潛力股。他剛剛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我們講的創新創業的故事，我們講的大數據的故事，我們講的清潔能源的故事，其實都在一個舞臺上，就是中國的城鎮化。

　　以下為發言實錄：

　　何帆：如果有一個經濟學家可以影響股票，我肯定買保羅·羅默教授的股票，他不僅是藍籌股，而且是潛力股。他剛剛給我們講了很多故事，我們講的創新創業的故事，我們講的大數據的故事，我們講的清潔能源的故事，其實都在一個舞臺上，就是中國的城鎮化。所以我收穫很多。

　　保羅·羅默教授講到每人平均收入和城市化之間有相當大的關係，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確切發現一個因果的關係。而且在中國發生的城市化是不是一個故事。我個人感覺可能不止一個故事，發生在深圳的城市化很可能和發生在內蒙古以鬼城著稱的鄂爾多斯的城市化是不一樣的。鄂爾多斯的城市化是如果要把這個城市的城市化水準提高會更容易，但效果可能更差。發生在深圳的城市化需要的機緣巧合，要做的工作更多，但效果可能會更好。我們能不能把中國的城市化只看成一個故事？

　　保羅·羅默教授還講到中國各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這個很重要，因為中國這麼大不可能通過一個政策解決一個問題。他有一點是講到為什麼中國的城市化做得更好。因為有一個地方的政府官員在當地有很強的權威，還有激勵機制，可能能力很強。我一邊看著介紹，我一邊想，他説的是仇和。就在兩會之後剛剛因為腐敗的問題被抓起來的中國的雲南省官員。我想我們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的競爭。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又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我想問保羅·羅默教授一個問題，如果我是年輕的地方政府官員，我想做事情，我又不想重蹈仇和的覆轍。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我該做什麼？怎麼做？

　　主持人：非常好。剛剛兩位都提出了問題，保羅·羅默教授也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也一併問他，我們現在講城市化的時候，既可以理解成大城市的城市化，也可以理解成城鎮化。我剛剛注意到稻葵很精確地用城鎮化這個概念，就是township。我想請保羅·羅默教授把整個框架給我們講一講。

　　保羅·羅默：哈佛規劃委員會的這個問題很好，要牢記。一般來講，比如政府保護公共空間，同時，也不過多干預私有空間。他們的決定有時候可能會超越前者，有些政府的決定是超越了界限，更加負責。我們要通過各種機制防止獨斷，同時也可以通過法律，比如起訴，或者是允許訴訟。風險就是會降低決策的效率。在其他國家，反對腐敗的重要做法就是帶來了一個後果，使政府不敢做決定，害怕做決定，比如修路或者不修路。一方面我們要提高效率，一方面也不能允許腐敗。在美國，效率非常低。如果哈佛規劃委員會的效率太低了，是不是可以對他們進行測試，看政府做得是不是對。如果居民都離開了，就説明政府做得不對。這也可以作為懲罰領導的手段。人們都不住在哪兒了。各個城市的競爭是很有效的做法。

　　另外就是透明。如果中央政府、省政府鼓勵競爭，他們可以提供資訊，讓居民了解一個城市發展的情況。讓他們做出好的決定，好比大學，學生可以選擇在哪個大學接受教育。哪個城市好，居民就可以選擇居住在那裏，給他們提供可靠的資訊，好比保安市場。城市之間要開展競爭，就必須告訴居民準確的資訊，這個城市的情況怎麼樣。各個城市的透明度可以使領導做出好的決定，不會濫用權力。

　　關於城市化的類型，中國有一點做得很好，就是提供廉租房、廉價房、經濟適用房，讓新移民居住。關於城鎮化，經常會有這樣的廉租房、廉價房。也許小城鎮沒有大城市漂亮，但它確實給人們提供了就業的場所。城市化在其他地方沒有做好，有些國家發展了城市，但沒有很好的規劃，成為了貧民窟。小城鎮也是很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