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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一困難就有思想解放帶動改革”

  • 發佈時間:2015-03-20 02:31:28  來源:新京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魏加寧

  目前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研究員。魏加寧曾任孫尚清秘書,並曾擔任過吳敬璉的助手。

  【人物簡介】

  3月17日,央行下調7天期逆回購中標利率10個基點,此舉被外界解讀為“央行希望引導貨幣市場利率進一步下行”。一些機構認為,貨幣政策放鬆的趨勢沒有改變,不排除未來央行採用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進一步降準、降息等。這些操作只是尚需“契機”,隨時可能發生。

  對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魏加寧接受新京報專訪時認為,今年經濟的應對之策,應該是宏觀求穩,微觀搞活,改革求進。

  “踩剎車”帶來下行壓力

  新京報:1月CPI同比上漲0.8%,創62個月新低,並且也是62個月來首次跌破1%。你怎麼看?

  魏加寧:物價下降的原因很多也非常複雜,至少有實體經濟生産過剩、房地産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顯現、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不力以及美元匯率變化等因素。

  當前形勢與上世紀90年代末出現通貨緊縮時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在於,前一次是宏觀調控已有一段時間,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之後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而這一次是宏觀調控剛剛開始不久就遇到了國際金融危機。

  相似之處在於,上次的大的國際背景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此次大的國際背景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上次大的國內背景是1992年經濟過熱後實施了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此次大的國內背景是2007年過熱之後的宏觀調控。都是國內的宏觀調控與國際金融危機“雙碰頭”。

  不同點在於,上次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應對之策主要是緊貨幣、松財政、抓改革;而此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馬上來了個4萬億投資和天量信貸,結果是經濟增長雖有所反彈,但是通貨膨脹上漲得更快,還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政府債務,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踩剎車,於是,增長速度不斷下行。

  “下臺階”時不能掉得過快

  新京報:2014年全國GDP總體增速7.4%,宏觀經濟走勢是否觸底?

  魏加寧:當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我認為造成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至少有以下四個主要方面。

  第一個因素是從長期來看,的確存在著趨勢性因素。潛在增長率下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臺階”,但是在這個下臺階的過程中,也要防止速度掉得過快。

  第二個因素是從中期來看,週期性因素也在起作用。我們過去35年經歷了三個經濟週期,一個明顯的規律就是,每當經濟處於困難的時候,都有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通過思想解放帶動了改革開放的高漲,改革開放帶動了經濟增長。

  第三個因素是從短期看,一些暫時性因素在起作用。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儘快讓民間消費上來,用民間消費來替代政府消費。

  第四個因素是外部因素。目前世界經濟形勢是日本進入技術性衰退,歐洲步入通貨緊縮,新興經濟體俄羅斯又處於危機狀態,唯有美國經濟暫時看好,但是能否像過去那樣,美國經濟一好中國的出口就大幅度增長,這恐怕也要打一個問號。不僅如此,如果美國經濟看好,美元升值,使得中國的貨幣政策面臨進退兩難的境地。

  新京報:進入2015年,人民幣一改單邊升值趨勢,對美元持續貶值,你怎麼看?

  魏加寧:我認為主要是由於民眾對改革的信心不足。當前的經濟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改革的預期,無非是三種情景:

  第一種情景是,如果能夠改革全面提速,民眾的信心就會上來,投資就會上來,消費也會上來,經濟走勢就可能出現好轉,停止進一步下行。

  第二種情景是,如果改革處於膠著狀態,就有可能出現“中國式滯脹”局面,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另一方面物價居高不下。

  第三種情景是,如果公眾對改革的預期出現問題,就會出現人民幣大幅度貶值等危機。

  從目前情況來看,當前經濟走勢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新京報:在當前經濟下行形勢下的對策是什麼?

  魏加寧:從幾個角度講,我認為中國經濟避免危機的唯一齣路就是要加快推進改革。

  從長期來看,雖然説潛在增長率在下降,但是也應當承認,改革是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的。

  從中期來看,過去的基本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夠帶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只要改革開放形勢大好,投資者和消費者的信心就會上來,就能夠帶來新的經濟增長。

  從短期來看,審計地方債等不僅要治標,更要治本,要加強制度建設,因此,只有改革,才能夠達到治本的目的。

  因此,今年的應對之策是,宏觀要求穩,微觀要搞活,改革要求進。

  在宏觀求穩方面,財政政策的當務之急是要趕緊把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儘快化解,只有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掉才會有能力進行新的投資。金融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在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基礎上,放鬆金融管制,實現民進國退,把經營決策權交還給金融機構,同時也把防範風險的主要責任落實到金融機構自己身上。

  □新京報記者 郭永芳 武漢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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