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甲午之戰意味著東北亞的國際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日本開始成為中國一個無法躲避的利益覷覦者，而中日關係也逐漸變為中國外交關係中最重要最複雜的部分。留日的陳天華在《絕命書》中寫到：“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但是，與其説如何處理對日關係讓中國人感到迷惑，還不如説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前景的懵然。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日軍神尾大佐率代表團訪華，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神尾對張稱甲午戰爭“彼此俱誤”，而在“西洋白人日熾”的形勢下，中日兩國“同種、同文、同教”，應該加強聯絡（《張文襄公全集》）。神尾的説辭帶有明顯的哄騙色彩，其意在於為在華繼續擴張殖民權益營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謊言竟為張之洞所相信。一代名臣這般天真，實在可笑，究其原由應當還是對日本的無知。任達在《新政革命與日本》中提及，張在給總理衙門的報告中“仍蔑視日本為倭，將日語模糊地稱為東文”。張之洞在輕蔑中夾雜推崇的複雜心態，可以視之為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對日本的主流看法。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盲目情緒混合一處，結果是無論輕蔑或推崇都全無理智可言。但張之洞的幼稚非其個人特例，清朝很多中國人都相信所謂“黃白種爭”之論，並因此抱有中日合作的幻想。章太炎在1897年的《亞洲宜自為唇齒論》裏，稱中國可以依賴的國家惟有日本，甚至連日本挑起甲午戰爭也被視為俄國壓力下迫不得已的“自救”。此類觀點一度頗為流行，上海《申報》刊登于1899年的一篇評論，還鼓吹與日本結盟，而日本未嘗不為發動侵華戰爭感到懺悔，所以一定會接受中國的建議。（參見伍國《亞細亞的孤獨者：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自我認同》）。以上諸般與虎謀皮的愚蠢觀點，已經瀕臨滑稽的地步。但這種荒唐幻想的流毒很長，羅志田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表現形式》文中以後來胡適的心路歷程為例，點破了此一觀點的可笑：日本人雖也主張“黃白種爭”，卻只是利用它來“為其征服中國正名”，因敗弱的中國要在“黃白種爭”中服從日本的領導。

　　一戰爆發之後，以二十一條事件為標誌，中日關係徹底結束了表面上較為和緩的時期，轉而不斷惡化。日本加強了對華的打壓和干涉，而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仇恨則與日俱增。不過，對於凡和日本沾邊便一味排斥反對的做法，戴季陶稱之為“智識上的義和團”。這種情緒化的極端趨勢，和日方互為促動，最終令兩國關係陷入惡性迴圈的境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戰爭。（參見美國學者柯博文《走向最後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

　　戴季陶的那本《日本論》，至今仍堪稱研究日本的佳作，也得到了日本學界的重視好評。可問世近八十年來，中國人的類似著作尚未有與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顯了中國對日本的誤解、無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戰勝利60週年，在中國素以象徵文化水準與社會良知聞名的媒體《南方週末》發行了紀念特刊，其開篇社論的第一句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來屬於中國的朝貢體系”，論者顯然不具備對日本歷史的基本掌握，卻滿懷民族主義的亢奮。此等謬論堂皇刊載于影響力甚巨的主流傳媒，給受眾帶來的誤導可想而知。

　　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在《在傳統和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中，以最早直面西方的“新人”之一的王韜為例，指出他對日本自相矛盾的變化觀點，時而讚美時而痛斥的反覆，來自於中國人“一種讚賞、妒忌和鄙視等混在一起的複雜感情”，便産生了“既愛又恨的深刻矛盾感”。而究其原因，易惠莉對清士人在東北亞國際關係實情面前的精神狀態的評語，仍舊是極為恰當的：“不能坦然面對”。這個評判之後一直到現在，還能普遍適用於中國人的對日看法，特別是在經歷了殘酷的八年全面戰爭之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絕之後，以及在今天自詡國力日漸強盛的社會氛圍之下，“坦然面對”似乎愈發睏難了。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