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強化風險防控是重要任務之一。對此，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説，底線思維、風險意識是經濟工作的重要方法論。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一俊遮百醜”，一些問題和風險往往會被掩蓋起來。經濟一旦下行，“水消石現”，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就會顯化。現代經濟的高度關聯性，很容易使某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引發出“多米諾骨牌”效應。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速換擋、動力轉換，尤需密切留意工業産能過剩、城市建設、金融、政府性債務、企業債務等領域，杜絕個別性、局部性、暫時性的風險演變為系統性、全局性、整體性的風險。

　　黃奇帆代表説，當前，全國工業産能過剩問題突出。按照經濟規律，産能過剩率在某一行業內10%至15%時會産生優勝劣汰的效果，屬於良性競爭；超過30%，全行業利潤就會“歸零”；如果超過40%，全行業就會無一例外地陷入崩盤的危機之中。

　　這些年，重慶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對産業結構調整和化解過剩産能的要求，一方面嚴防死守，沒有在過剩領域新增産能。另一方面，引導社會投資更多進入市場前景好的新興産業，通過市場化方式，有效擠壓過剩産能的發展空間。“正因為沒有受到過剩産能的拖累，重慶工業利潤在前年增長42%的基礎上，去年又增長了30.8%。”黃奇帆代表説。

　　“城市建設也必須遵循客觀規律和市場需求，否則同樣會産生過剩。”黃奇帆代表説，過去10多年，全國城市建設用地增速大體2倍於人口增速，土地城鎮化快於人口城鎮化，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在城鎮化進程中，必須要有預判，充分考慮人口規模、輻射能力、居民消費能力等市場需求，絕不能貪大求快。

　　黃奇帆代表認為，當前，引發金融風險最主要的誘因有3類：一是工商業實體經濟産能過剩，壞賬通過借貸關係傳導給金融系統；二是金融系統自身出現問題，信用、杠桿、風險這3個方面沒有控制好；三是非法社會金融活動衝擊正常的金融秩序，包括民間典當行、地下錢莊、“老鼠會”、傳銷、亂集資，以及不規範的P2P等。

　　“防範金融風險，首先要牢記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圍繞信用、杠桿、風險這三個關鍵詞促進良性運轉；其次，金融創新必須慎之又慎；再次，平衡好融資結構，銀行信貸、直接融資、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比例要適當。”黃奇帆代表表示，重慶的目標是將直接融資比重從目前的25%左右提高到35%以上，銀行信貸佔比保持在45%左右，非銀行融資就可以控制在20%以內。同時，對於非法金融活動，金融管理部門和公安機關要依法嚴厲打擊，小處著眼，露頭就打，防患于未然。

　　政府適度舉債對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民生都有重要促進作用。黃奇帆代表説，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處理好債務管理與穩增長的關係”，重慶將認真抓好落實，按照“舉債要有數、規模要有度、債務要分類、管理要有規、用債要有方、結構要調整、償債要有責”的原則，有效管控和化解政府性債務，並通過創新和完善投融資機制，確保穩投資、穩增長。去年，重慶在削減債務1016億元、債務率下降11個百分點的同時，全市投資也保持了18%的增速。

　　不僅政府債務有風險，企業債務風險更需重視。目前，我國企業負債總額70多萬億元，佔GDP的比重高達130%，處於亞太經合組織國家最高區間，也高於世界成熟經濟體50%至70%的水準。黃奇帆代表認為，企業適度負債符合市場經濟法則，但如果始終處於高位運作，一有風吹草動，就有可能引致系統性風險。破解企業債務風險，應多疏少堵，關鍵要落實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精神，完善市場化的企業股本補充機制。除利用資本市場向好契機抓好股票上市融資，以及企業利潤追加投資、全社會創業投資增加企業股本外，還可由政府設立股權引導基金，撬動國有資本、保險資金、社保資金、銀行資金、私募股權基金、外資私募基金等各路資金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