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稿：中國經濟新常態專家系列談八】

　　作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胡鞍鋼

　　目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所謂“新常態”，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有新的發展特徵、新的發展動力、新的發展趨勢，需要新的發展思路、新的發展政策，順其自然，應勢利導。我國的經濟起飛是從1978年到2011年， 33年間經濟增長率平均是9.9%，高增長率下，環境承載能力、能源消耗達到或接近上限，有必要主動放緩增速。因此，新常態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自然而然的時期。

　　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來看，中國正在從目前的外向型經濟向建立世界最大的開放性經濟轉變。我們的確需要認真回答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到底會對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什麼影響？我們又應當如何全面對外開放、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全面做出世界貢獻？對此，有必要從全球視角來定量分析，讓數據説話，讓事實證明。

　　一、西方看低經濟新常態是歷史的笑話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不僅引起全國強烈反響，而且也引起世界廣泛關注。一些人對此進行了別有用心的解讀。例如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的研究員彼得 馬蒂斯3月2日在美國《國家利益》網站發表了題為《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準備》的文章。這與十幾年前美籍華人章家敦所著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2001)如出一轍。實際上，3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就一直伴隨著類似的論調，既不新鮮，也不是什麼驚人之語，當中國經濟增長率從10%左右的速度降至7%以上的速度，又會冒出“中國崩潰論”等奇談怪論，不只是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的偏見，也反映了許多西方專家學者不夠專業化，更像不入了世界主流的算命大師，不是歷史的泡沫，就是歷史的笑話。

　　二、中國發展的外溢性和外部性

　　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對世界産生正外部性與貢獻：

　　一是經濟外部性與貢獻。一個國家對世界的經濟貢獻，既與該國家經濟規模成正比，也與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率成正比。中國同時具有規模效應和速度效應，兩個效應相互疊加，世界經濟增長産生幾何級數式的重要影響，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第一大發動機。根據我們研究，按匯率法美元現價計算，2000-2013年期間，中國對世界GDP的增長貢獻率達到19.2%，高於美國的貢獻率（15.5%）；按購買力平價國際美元計算，2000-2013年，中國對世界GDP的增長貢獻率達到23.0%，也高於美國的貢獻率（12.0%）。2000年時，美國GDP登上10萬億美元臺階，當時中國只有1萬億美元；2014年，中國GDP登上10萬億美元臺階，美國為16.8萬億美元，即使中國保持7%以上的增長率，在考慮到匯率變動等因素，在未來6年左右時間裏，中國和美國將會同時登上20萬億美元臺階。

　　二是貿易外部性與貢獻。這也與一個國家的貿易規模和增長速度相關。2000-2012年期間，中國貨物服務進出口貿易額對世界總的增長貢獻率達到12.8%，高於美國的貢獻率（為8.1%），也成為世界貿易增長的第一大發動機。200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貿易還只有4743億美元，到2013年，登上了4萬億美元的大臺階，即使未來中國保持相對低的增長率，也會不斷地再上新臺階。此外，中國已是世界140個國家或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還是幾十個國家或地區的第二大、第三大貿易夥伴。即使是服務貿易也很明顯，2014年中國公民海外旅遊超過1億人次，消費總額超過1萬億元。這正是中國發展的巨大溢出效應。

　　三是科技創新外部性與貢獻。這與一個國家的發明專利申請量規模及增長率相關。根據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WIPO）的數據，2000-2012年期間，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佔世界總數比重從3.77%提高至27.80%，對全球總量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61.95%，高於美國的貢獻率（為25.46%），也成為發明專利增長的最大發動機。2014年，我國發明專利申請受理量為92.8萬件，已經連續4年居世界第一位；PCT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2.6萬件，已居世界第三位，下一步要成為第一。此外，中國還是最大的高新技術産品銷售市場和增長速度最快的高新技術應用市場。

　　四是減貧貢獻。進入21世紀，全球第一次共識目標就是提出全球減貧計劃（指千年發展目標，MDG），即到2015年全球絕對貧困人口一半以上。而中國就是世界最大的絕對貧困人口國家。按國際貧困線標準（每人平均消費支出每日低於1.25美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提供的資訊，1990年，中國約有6.83億萬人，貧困發生率60%左右；到2010年，已降至約1.57億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1.8%；按照中國新的貧困線，從2010年的1.65億人，到2014年降至約7014萬人，減少了9553萬人，貧困發生率在5%左右。這既為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總目標作出最大貢獻，也為國際社會提出全球減貧計劃做出了最大貢獻，其佔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減少量的80%以上。

　　以上就是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外部性、外溢性和重大貢獻，也驗證了近60年前毛澤東的偉大歷史預言。1956年11月，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了“中國夢”。他指出：“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一年，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加要大變。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是在上述基礎上再上一個大臺階。即使在中高速增長的條件下，再持續增長10-20年的時間還會從規模效應與速度效應形成更大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首先是規模效應越來越大，特別是經濟總量規模、貿易總量規模、科技人才規模（超過6000萬人）和發明專利規模越來越大。其次速度效應也非同小可，保持在7%左右的增長速度仍然屬於世界高增長類型。中國一年的增量已大體與排在世界第15位的印度尼西亞全年的GDP相當。那麼從規模效應和速度效應共同産生的總效果來看，中國不僅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貿易增長、發明專利增長第一大發動機，而且對世界的貢獻率會越來越大，還會給世界各國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三個全面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同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歷史性根本性變化，中國的利益更加緊密更大範圍地與世界各國的利益聯繫在一起，既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體、經濟體、技術創新體，也是國際關係以及世界共同利益體的最大攸關方。在中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中國如何全面對外開放、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全面做出世界貢獻？如果説中國經濟新常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升級版，那麼“三個全面”就是中國對外開放方略的升級版，也是處理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大戰略、大佈局。

　　全面對外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外部動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則是內在動力，進而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驅動力。全面對外開放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對外發展空間拓展。越是對外開放，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就越大，巨大的競爭壓力也會在改革的作用下轉化為巨大的動力，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吸引外資“投資中國”到鼓勵中資“投資世界”的過程中形成新的增長點，拓展了“一帶一路”戰略路線，獲得了各種緊缺的或稀缺的戰略性資源，創造了“無限大”的發展空間，創新了中國獨特的“共贏主義”（即和平發展互利共贏）。誠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實質上指明瞭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中國將與世界各國形成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

　　全面參與全球治理，既是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國際經濟政治治理結構及機制的重要途徑，更是中國發揮全球領導者作用的必然選擇。多極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聲音，全球化發展需要融合世界各國的先進發展經驗。隨著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無論是世界經濟增長，還是建立開放型世界經濟，都需要改革現有的國際治理體制，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使其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協商性，這就需要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發言權，使得國際經濟治理及機構真正能夠有效及時提供全球公共産品，如全球宏觀經濟穩定、全球金融安全、全球能源安全、全球糧食食品安全、全球網路安全、全球生態安全等等。同時也主動參與國際社會2015年之後全球減貧與可持續發展、提出遠近兼顧的戰略目標和路線圖，為促進全球消除絕對貧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提出中國倡議、中國方案。

　　全面貢獻人類發展，既是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也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具體體現；既是符合世界各國共同的長遠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中國自己的長遠的根本利益。為此，中國的發展可以並且越來越能夠對人類發展作出重大貢獻，這包括四個主要方面：作為世界第一大發動機，對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服務便利化的進程，對促進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推動全球綠色能源革命、綠色工業革命、綠色交通革命、綠色建築革命等，對促進全球節能減排的貢獻；推動全球公平發展，為欠發達國家積極提供發展援助和發展經驗，促進南方國家崛起，進一步縮小南北發展差距，對全人類平等發展、公平發展、包容性發展做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