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路遙同名小説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日前在東方衛視開播。這部曾經榮獲茅盾文學獎的路遙遺作，在1975年開始創作，1989年陸續出版後，至今依然像一面現實的鏡子，閃爍著人性的搏鬥和理想的光輝。1992年11月，路遙因肝硬化醫治無效逝世，年僅42歲。去世已經20多年了，但他的生命卻以作品的形式在繼續延續。《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版再版，無數的年輕人，從中懂得了做人的尊嚴和奮鬥的價值。他和他筆下的主人公經歷著同一個時代，在貧瘠的土地上，用生命灌溉出絢爛的花朵。

　　貧瘠土地上的艱苦童年

　　1949年12月3日，冬天，陜北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一孔窯洞裏，農民王玉寬和馬芝蘭的兒子誕生了。父親給他取名衛兒，7年後他才有了大名王衛國，20年後他有了筆名路遙。

　　很快，衛兒又有了弟弟妹妹，家裏都要靠雙手在土裏刨食。在路遙的童年記憶裏，很小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幫助大人幹農活了。在他母親的記憶中，“我家路遙從小就是精，從來沒讓我急過肚子。7歲就會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捆，摞下美美一摞，俊得人貴賤捨不得燒”。

　　7歲那年秋天，父親拉著他出門。200多裏路，一步一步整整兩天，鞋子走破了，腳上磨出了血泡，終於走到了延川縣親伯父王玉德家。把大兒子過繼給伯父家，是王玉寬和馬芝蘭掂量了一晚上的決定，在缺兒少女的伯父家裏，兒子可以有飯吃。“貧窮饑餓，且又有一顆敏感自尊的心。三四歲你就看清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並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別想指靠別人。因此，父母把你送給別人，你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冷酷的現實。你獨立地做人從這時候就開始了”。

　　村裏的同齡孩子開始上學了，路遙還在地裏幹活。可是一天早晨，養母卻把他從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上一個書包，輕聲説：“上學去吧!”那一刻，路遙的眼睛濕潤了。

　　那正是鬧饑荒的歲月，路遙是帶著乾糧上學的。星期天離家時背上3天的吃食，到了星期三，養母趕15里路，進縣城給兒子送去後3天的吃食。養母的籃子裏有紅薯、有南瓜，還有摻著糠的窩窩。南瓜是老人種的，紅薯是留給來年的苗種，窩窩面是向村裏人討借來的……兩年後，在不到20%的錄取率裏，路遙考上了延川中學。

　　路遙堅信只有讀書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雖然老實巴交的養父母，要他回家和村裏的同齡人一樣種地娶婆姨，但他不認命，他要讀書，要“突圍”。在延川中學，路遙的才華是顯而易見的。班主任常老師賞識路遙的心氣和見識，只要與文字有關的活動，就交給路遙來完成。很快，他就成了全校的“文學明星”，寫詩編話劇，組織同學們在學校演出。這讓他也看到了命運的曙光。

　　1966年，路遙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學校。但這一年“文革”開始，停止招生。1968年，路遙回到了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村裏書記同情這個心氣高的孩子，將他選送到“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重新回到了縣城。

　　在這段時間裏，路遙遇到了來自北京的女知青林虹，一起讀書、寫作、散步。但戀情沒能長久，在姑娘招工進廠之後，就結束了。深受打擊的路遙在一天夜裏走到一個水潭，但“不僅沒有跳下去，反而在內心喚起了一種對生活更加深沉的愛戀。”這段戀情後來也被他寫進了小説《人生》。

　　真實的人生，真實的奮鬥

　　1973年秋，在當時的延川縣委書記申毅的一再推薦、奔波下，路遙進入了延安大學中文系，從此走上了文學道路。此時，和林虹一個學校讀書、一個村子插隊的北京女知青林達，已經是路遙的未婚妻。為了路遙上學，她全力以赴，一心照顧路遙，她用自己的工資，讓路遙在大學裏不愁溫飽，能穿上體面的衣服，抽幾包好煙，安心讀書。林達長于寫作，頗有才思，筆名程遠，路遙程遠，對仗工整，志同道合。

　　上大學期間路遙就被借到《延河》做了編輯，從此有了接觸柳青、杜鵬程、王汶石、胡採等文學前輩和理論家的機會，有幸得到他們的直接教誨和滋養。1976年8月，大學畢業的路遙在省作協以及延安方面關愛他的人士多方努力下，成為《延河》編輯部的正式編輯，站在了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在他多方奔走下，林達也來到西安，1978年元月25日，他們結婚了，婚禮在延川縣招待所舉行。

　　走上文學道路的路遙，繼承了陜西黃土地文學的傳統。在內心深處，他是把柳青看做自己的“教父”的。對柳青的作品的深入閱讀和研究，使路遙形成了一個明確的思想，他不能零敲碎打地玩文字，而應該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所生活的時代的宏大記錄。

　　1981年春，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他借了500元趕到北京領獎。和生活的窘迫相比，他更焦慮的是怎樣儘快寫出優秀作品。領獎期間，有出版社約稿，他下了決心，把兩年前開始構思並且寫了撕、撕了寫的《你得到了什麼》完成，那是他深埋心底的一段感情，也就是後來定名的《人生》。

　　這年夏天，路遙隻身回到陜北，開始了《人生》的寫作。他後來回憶説： “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記得近一個月裏，每天工作18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

　　《人生》發表在1982年第6期《收穫》雜誌，立即引起了轟動。1984年，由吳天明導演的同名電影在全國上映，再度引發全國性的爭議熱潮。在主人公高加林的身上，集合了那個新舊交替時代農村知識青年在城鄉之間的境遇，他是歷史的現實的全部不合理因素的産物，又是歷史的現實的全部必然要求的産物。

　　平凡的世界，高貴的普通人

　　1983年，路遙開始準備像他的文學教父柳青那樣，寫一部多卷本長篇小説，取名《平凡的世界》，借黃土高坡一個農民家族的10年，全景式地書寫中國1975年~1985年的城鄉社會變化。

　　1985年秋天，路遙隻身住進銅川礦務局的陳家山煤礦，在礦醫院一間小會議室裏，一桌一椅一床，攤開滿屋的資料，開始了前後長達6年的的寫作。在日後的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他回憶道：“墻上出現了一張表格，寫著1~53的一組數字——第一部共五十三章，每寫完一章，就劃掉一個數字；每劃掉一個數字，都要愣著看半天那張表格。”

　　“寫作整個地進入狂熱狀態。身體幾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種純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變為機器人性質。但是，沒有比這一切更美好的了” 。

　　完成第二部的時候，他健壯如牛的身體出了問題： “身體狀況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彈性，而是彈簧整個地被扯斷了。”

　　“身體軟弱得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吸進一口氣都特別艱難。只要一坐下，就會睡過去……” 在簡單的保守治療後，他又開始第三部創作。 1988年5月25日，路遙終於完成了最後一行。那一天坐在桌前，他心緒激動以致手腳顫抖，五指痙攣：“再一次想起了父親，想起了父親和莊稼人的勞動，從早到晚，從春到冬，從生到死，第一次將種子撒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顆糧食收回——用充實的勞動完成自己的生命過程。 我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上是一致的。”

　　用熱水泡過手腳後，他畫上最後一個標點，從桌前站起來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圓珠筆從窗戶扔了出去……

　　“我來到衛生間用熱水洗了洗臉。幾年來，我第一次認真地在鏡子裏看了看自己。我看見了一張陌生的臉。兩鬢竟然有了那麼多的白髮，整個臉蒼老得像個老人，皺紋橫七豎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見自己淚流滿面”。

　　（文／陳曉黎 據《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