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 綠

　　新年伊始，一件相當吸引眼球的事件，就是國務院決定設立規模達400億元的國家新興産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尚處於“蹣跚”起步階段的創新型企業，將成為創投引導基金的直接受益者。

　　設立創投引導基金，可視為國家落實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一項具體重大舉措。特別是在我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産業轉型升級和提高經濟發展品質、效益等一系列難題時，創新驅動不失為破解這些問題的一把“特殊鑰匙”。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核心是科技創新，關於這一點沒有人有疑問。然而在各地的創新實踐中，對於如何實現及保障科技創新、動力從何而來的認識和作法卻不盡相同。

　　先從字面來看看“創新”與“驅動”這兩個名詞的含義：創新，顧名即拋開舊的、創造新的；驅動，本義為驅使推動。顯然，人類發展史上從來就不缺乏創新，一部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創新史。我們祖先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訓誡。區別之在於每個時期創新的多與少、快與慢。但大凡創新較多、較快時，多有各種外部機制驅動；相反，創新較少、較慢時，機制保障大多缺乏。正是如此，在發展新常態的大背景下，創新驅動不僅要鼓勵科技自身創新，同時也要重視體制機制創新，堅持“兩條腿”走路，缺一不可。

　　提創新驅動，就不能不提科技成果轉化。一向以來，關於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到底有多高，尚無明確的權威發佈，但絕不是無人問津。2003年末，國家發改委一位負責人坦言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水準。此言一齣，立即引起有關部門和人士的高度關注。爭論的分歧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是不是真的如此之低，而不爭的事實是大家都承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水準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確實相當大，認為造成這一“中梗阻”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鼓勵和配套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不夠完備，並且大聲疾呼我國也要像發達國家一樣建立起完備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

　　不僅在理論上爭論激烈，現實中科技成果轉化的矛盾同樣突出。前幾年一個省召開科技工作會時透露，全省5年申請專利達11480件，但能真正形成新産品、新工藝的不過600件，轉化率為5%多一點。許多科技人士感慨大多科技成果都倒在了“最後一公里”上，乃至“胎死腹中”。一方面科技成果來之不易，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又成了實驗室裏的“奢侈品”，政績工程的“擺設品”，經濟發展上的“無用品”。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單方面強調加強科技自身創新，而對體制機制創新卻視而不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面對這一現象，常使人感慨現實中有時體制機制的創新，比科技自身創新還要重要。只強調科技創新而忽視體制機制創新，其結果使科技創新成了內無保障、外無動力。

　　同樣，談創新驅動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品質效益提高，不可忽略的就是首先要考慮科技創新自身的“投入産出比”。其實，除這次國務院設立400億元的創投引導基金之外，這些年國家其他有關創新的投入及地方科技創新投入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有關資料顯示，據不完全統計，僅2009年至2013年，全國共設立政府引導基金150隻，基金總規模就超過700億元。加上其他有關科技創新投入，其規模就更加龐大。但投入的資金與科技創新特別是與科技成果轉化的耦合度卻並不高，究其原因就在於重科技成果本身創新的投入與獎勵，而輕體制機制創新的鼓勵與支援，最終導致科技創新投入産出效益大打折扣。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科技創新也需要進入新常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産學研相結合的我國技術創新體系是明確無誤的。科學技術是核心，而體制機制是保障。我們必須明白，科技創新與體制機制創新可謂唇齒相依，再優秀的科技胚胎，缺乏母胎的保護與給養，“胎死腹中”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