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進中國·科技獎勵篇

　　外出郊遊時，在小溪旁或池塘邊，總有一些神秘的“不速之客”與我們擦身而過，它們行動隱蔽、體態獨特，有的擁有神秘變色皮膚、有的則能發出詭異的鳴叫，有的還長著“外星生物”般的巨眼、寬嘴。這是什麼動物、它們來自哪，在漫長的進化中經歷了怎樣旅程？當我們感慨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同時，在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生物所，一位生物學家已為了解和認識它們工作了半個世紀。他就是我國兩棲動物學泰斗，今年79歲的費梁研究員。

　　在最近召開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由費梁牽頭的“中國兩棲動物系統學研究”項目團隊首次完成了我國國家級兩棲動物物種編目，編研的《中國動物志·兩棲綱》《中國兩棲動物圖鑒》《中國兩棲動物彩色圖鑒》，被稱為中國兩棲動物資源最完善的“國情報告”，並獲得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從1961年大學畢業踏入兩棲動物學科研究，半個世紀的科研生涯背後，是怎樣的專注與追求？2月4日，科技日報記者走近費梁與他的創新故事。

　　在生物學研究領域，兩棲動物是一個獨特種群，他們處於脊椎動物中從水生到陸生的過渡類群，特有種群繁多、體貌習性各異，對它們的研究涵蓋動物生活史、進化學、生態學、環境學等各個層面。在我國，雖兩棲動物資源豐富，但至上世紀60年代，對兩棲動物的研究尚無系統調查和標本採集，缺少完整的中國兩棲動物志等。

　　1961年大學畢業的費梁參加工作後，就在導師帶領下踏入了兩棲動物學科研究領域。“當時，新中國的兩棲動物研究與國外相比差很遠。之前，美國、歐洲一些博物館、研究所已採集了不少我國兩棲動物的標本在國外展出，還發表了若干新物種。這可是我們自己國家的物種啊！我們心裏非常著急。”費梁説，在當時經費不足、設備短缺等情況下，研究團隊就下定決心，國外有的品種我們一定要找到，國外沒有的我們要首先收集到並了解它。

　　與大型動物、鳥類研究不同，兩棲動物生活隱蔽、習性獨特、特有群落眾多，研究工作必須進行大量的野外調研。為儘快跟上國外研究水準，從事兩棲動物科研以來，費梁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時間用於野外作業，最長曾在雲南野外工作近4年。

　　“只有自己找到了、看到了、摸到了，才能對它們更了解。”這是一個漫長的科學探索之旅，費梁團隊用標準方法調查了全國的兩棲動物，蒐集了大量地理分佈及生態習性等第一手資料，先後測定了1.1萬餘號標本，共計17萬餘個數據。

　　對於上述抽象數字，還有一個更有力的注解——在如今的中科院成都分院有全亞洲最大的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那裏收藏的480個不同物種的兩棲動物標本，都是費梁親自採集、製作、繪製、解剖、記錄的；而為積累相關知識，全館6萬多個動物標本，每一個標本、每一個瓶子費梁都進行過整理分類，都親手摸過、看過，甚至至今對標本的位置、瓶子中福馬林的顏色都清清楚楚。

　　正是這種無與倫比的專注與追求，在費梁的努力下，我國兩棲動物科研取得長足發展。從1977年記錄104個物種的我國第一本《中國兩棲動物系統檢索》出版；到上世紀90年代，記錄270個物種的《中國兩棲動物檢索》問世；再到2006年，記錄420個物種、共計520余萬字、8000多副圖的《中國動物志·兩棲綱》及其姊妹著作編研完成，我國兩棲動物物種特徵、生態習性、地理分佈和受威脅狀況等最終被“摸清”。而通過紮實的基礎調查與研究，費梁還創建和完善了兩棲動物形態鑒別標準和分類體系，打破了持續近一個世紀的傳統蛙屬的舊分類系統——在世界原有4個蝌蚪類型外，發現和定義了第5個蝌蚪類型：無唇齒左孔型。

　　時至今日，退休後的費老依然工作在野外調研的最前線，去年還與學生們趕赴成都周邊的雞冠山、青城山進行物種調查、標本採集。“有些學生不知道在哪找得到樣本，但對我來説，這些地方的每一個溝壑、每一條溪流，都太熟悉了。”

　　採訪最後，費老還向記者講一個小故事：上世紀80年代，在多年實地調研基礎上，當他首次提出嶄新的兩棲動物分類體系構建標準時，學界曾表示質疑。此事直到近代，以基因、DNA技術為主導的現代生物學誕生，才最終得到證實。“曾有學生問我，當時技術水準那麼落後，我是怎麼能提前‘洞悉’到這麼多事？我告訴他：科學研究不能依靠任何人，必須自己調查過、研究過，摸過、看過、畫過，解剖過、記錄過，自己才最有數，才最能得出科學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