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喜旺家，是內蒙古自治區四子王旗東八號鄉頭號南村的貧困戶。入冬以來，他常去村裏的種植養殖大戶家串門。“種啥養啥，人家看得準，我得多學學。”他靦腆地笑著説。

　　“年年扶年年貧”是困擾扶貧攻堅的大難題。近年來，內蒙古創新機制實施金融扶貧富民工程，通過財政擔保、貼息引導銀行發放扶貧貸款，實現了激發貧困戶脫貧動力、扶貧資金倍增、銀行積極放貸、防範扶貧腐敗等多重效應。

　　貸款貧困戶突破11萬

　　張喜旺有殘疾幹不了重活。過去，他家4口人只有36畝靠天吃飯的旱地，又得供倆孩子上學，生活困難。去年3月，他從農行四子王旗支行申請到3萬元扶貧專項貸款，購買了拖拉機、水泵等農機具，並改造出9畝水澆地。

　　去年當地大旱，旱地連本錢都難收回，張喜旺家水澆地裏的馬鈴薯卻獲得豐收，每畝純收入1500多元。“有這個靠山，不愁翻不了身。”張喜旺滿懷憧憬。

　　作為欠發達地區，長期以來，扶貧是內蒙古的重點民生工作。2011年到2017年內蒙古計劃266.58萬農牧民脫貧，任務重，時間緊。

　　內蒙古扶貧辦主任劉忠誠説，扶貧最大的難題是資金，當前光靠財政資金滿足不了需求，貧困戶貸款又缺乏抵押物。為加快扶貧步伐，在參考完善部分旗縣做法的基礎上，2013年11月自治區決策啟動了金融扶貧富民工程。

　　工程首批覆蓋57個貧困旗縣，實施以來惠及了大批像張喜旺這樣的貧困農牧民。

　　據農行內蒙古分行行長梁毅介紹，截至2014年底，該行已累計向4385個嘎查、村的11.1萬戶農牧民發放扶貧專項貸款51.7億元，向92戶扶貧農牧業龍頭企業、農牧民合作社等機構貸款10.4億元，共輻射帶動了40多萬貧困人口。

　　政府小投入撬動銀行大資金

　　目前，農行內蒙古分行是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的唯一合作銀行。按照合作協議，2013年到2017年，農行將圍繞乳、肉、絨、糧、藥材、馬鈴薯等扶貧效應強的地方特色産業，發放扶貧貸款300億元，其中農牧戶貸款要達到70%以上。

　　同期，自治區財政計劃每年注資4.75億元設立風險擔保補償金，為貧困農牧戶和扶貧帶動力強的種植養殖大戶、農牧民合作社、農牧業龍頭企業貸款提供擔保；計劃5年投入31.5億元為扶貧專項貸款貼息，其中貧困戶和其他主體的貸款年貼息率分別為5%和3%。

　　梁毅説，為了強化扶貧功能，扶貧貸款的年利率被定為8.4%，信用好的還能優惠，已接近銀行運營成本，農牧民單戶貸款起點金額從3000元降為1000元。貸款期限也從過去的春借秋還，改為按貸款項目的生産銷售週期靈活確定，比如一般種植和養羊貸款為1年，養牛和經濟林貸款分別為2年、5年，而且一次授信3年，期間可隨借隨還。

　　“風險可控，貸款就沒了後顧之憂，去年以來我們月均扶貧貸款發放額達到了5億多元。”梁毅説，農行把參與這一工程作為轉型發展的大機遇，一年多來實施了一系列業務創新，比如因地制宜地探索開展了活畜和土地、草場、林權抵押擔保，簡化了手續、徵信審核等業務流程；把單筆金額5萬元以下的貸款審批權下放給旗縣分行等。

　　通過發揮財政擔保補償金、貼息資金的杠桿效應，貧困旗縣獲得的扶貧貸款迅速增加。四子王旗扶貧辦副主任都希説，僅2014年，全旗就獲得扶貧專項貸款2.11億元。相比之下，過去該旗每年扶貧口的資金才兩三千萬元。這種乘數效應，在其他貧困旗縣都很明顯。

　　幹部廉潔裝上“防火牆”

　　“扶貧的方針是開發，對像是有勞動能力和發展意識的貧困農牧民，目的是促發展，低保的方針是保障，對像是缺乏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目的是保生存，二者有本質區別。”劉忠誠説，財政下撥的扶貧款是無償的，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幹部和農牧民把扶貧與低保、救濟混同，視扶貧款為“唐僧肉”，不拿白不拿的思想流行。

　　另外，過去財政扶貧資金和項目的決策權在政府部門和幹部，審批、分配、發放、驗收等環節不夠透明，容易滋生腐敗。

　　實施金融扶貧富民工程後，農牧民和企業拿到的錢由財政撥款變為銀行貸款，從無償地給變為要償還本息，用好貸款，才能還本付息，從而被激發出發展動力，改變了等、靠、要的心理，起到了“扶貧扶志、治窮治心”的作用；銀行作為放貸主體，必須認真篩選貸款對象，才能防控風險。

　　扶貧部門和幹部也從掌控項目和資金，變為起規劃和協調服務作用，從而失去了弄虛作假套取扶貧款和尋租的土壤，從而營造出多贏的局面。

　　記者了解到，今年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的實施範圍已擴展到80個旗縣，實現旗縣全覆蓋，將有更多貧困農牧民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