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媒體的輿論監督其實並不是要詆毀一個群體的聲譽，其監督的對象也不是辛辛苦苦的基層警員，而是那些不良作風和違紀違法者。

　　不久前，媒體記者暗訪深圳公安民警聚餐，與當事官員發生衝突，被毆打，手機、相機被搶。這一事件，在事實層面並不複雜。根據深圳市公安局1月26日的回應，14名涉嫌違反相關規定的公安民警已停止執行職務，接受組織調查。對涉嫌違紀的東深公安分局局長王遠平予以立案調查。

　　公共話題討論中的觀念抱團

　　不過，這一事件在事實層面之外的輿論層面，就更加複雜。

　　事件之後，深圳警方下達了一則“專項教育整頓活動”通知，通知要求，“嚴禁各單位以任何形式組織聚餐；嚴禁以同事聚會、同學會、老鄉會、戰友會等各種名義搞聯誼聚餐；分局領導及民警在辦理婚喪嫁娶等事宜的宴請前必須經分局紀委審批。”

　　嚴厲得不近人情的規定，必然激起反感，即使深圳警察不做出反應，其他地方的警察卻不用顧忌。不過，他們並不責怪發出這個通知的深圳警方，而是把矛頭對準了媒體。再加上武漢一警察官微與媒體的叫板，在警察與媒體之間增添了敵對之意。

　　其實，個別官微、或少數警察身份的個人的微網志，是否能代表廣大基層警察，非常令人懷疑。不過，這種由於身份認同導致的觀念抱團在公共話題的討論中非常常見。

　　人都是有身份的，身份賦予我們存在的意義。在具體場合中，人需要選擇一個主要身份。推動、導向這種選擇的，可以是情緒、也可以是價值觀、理性。

　　也許就是這樣的身份認同情緒推動部分警察在涉及警察群體的事件中，把自己的警察身份置於所有身份之上，進而在公共討論中，把保衛警察群體，放在價值序列的第一位。

　　僅僅基於身份的認同是一種幻象

　　不過，這種僅僅基於身份的認同，很多時候，卻是一種幻象。劉志軍當政的那幾年，中國鐵路飛速發展，其個人奢靡腐化。那麼，一句“都是鐵路人”能抹殺劉志軍與基層鐵路員工之間的身份區別嗎？

　　所以，僅僅基於情緒化的身份認同往往使人産生身份的幻象。這種幻象所帶來的身份往往是模糊的，而且也容易混淆基本是非，從而無視遵紀守法的基層警察與違規亂紀的高層警官之間的差異。

　　維護一個職業群體的聲譽固然重要，不過，這也需要理性的態度，如果把握不住，則應該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價值觀才是公務人員，確定自己歸屬感的唯一準則。當然也要看到，媒體的輿論監督其實並不是要詆毀一個群體的聲譽，其監督的對象也不是辛辛苦苦的基層警員，而是那些不良作風和違紀違法者。這些是警察和媒體都應該共同反對的。

　　對此，廣東紀檢部門的態度值得肯定。2月2日，新京報記者多方獲悉，廣東公安廳紀委已經約訪暗訪娃娃魚聚餐當事記者。而在此前的1月30日，廣東省紀委召開黨風廉政新聞宣傳暨作風暗訪工作座談會，座談會肯定了記者暗訪的威懾作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這一事件的總結。

　　□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