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寬大”緣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虛榮心過剩導致只求日本來使營造“四夷賓服”的假像自滿呢？還是單純的馬虎粗疏，無暇也無意去了解日本的實際情況？依照史料分析，兩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種，都正如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書中所言，表明瞭“唐人對日本的漠視。”

　　唐朝曾數度派遣使臣赴日，但這些使臣們看來並未打探到有關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還有唐使離日前向天皇辭別説“臣等多幸，得謁天闕”的有辱國格的記載。雖然我們可以懷疑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噓，但唐朝使臣沒有識破並揭露日本的帝國夢想是肯定的。這些使臣為何在回國後隱瞞了所見所聞，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遙遠的日本當做一個不怎麼重要、純屬走形式可又有風險的差事，所以寧可“入鄉隨俗”，如王貞平所説的裴世清在見到天皇時“按日本習俗行禮似乎很不得當”，但不過是“靈活應變”；二是日本方面也採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對唐構成公開挑戰。如孫進興訪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稱天皇，雖受到廣泛反對，但天皇還是降座接受國書。日方的“華夷論”者為之慨嘆：“然遂降禦座，嗚呼痛哉！”（關於唐使團訪日的記述，參見王貞平《漢唐中日關係史》）

　　王貞平還在書中細緻分析了中日兩國往來的外交文書，提出日本在文書中利用日語的音讀訓讀區別，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與唐國的對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書中以日文訓讀法寫做“須明樂美禦德”，掩蓋了“天皇”的真實含義。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唐著名宰相張九齡起草的給日本的國書開頭稱“敕日本國王主明樂美禦德”，“敕”是對臣屬的用語，“主明樂美禦德”則明顯是把它當作了“日本國王”的名字。同樣的語言，用兩種讀法表達，在直書“日出處天子”容易惹麻煩的形勢下，是一個稱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貞平認為，歸根結底，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於處理中日關係的隋唐官員“對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誤信傳聞，以為中日同種同文”。他們以中國人的心態出發，只滿足於維護形式上的虛榮心，卻不知日本的真實資訊已被忽視歪曲。

　　交往多了，馬腳難免會洩露出來。《舊唐書》就記稱日本來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沒有把這個“屬國”放在心上。這是中國人的日本觀的一個異常不智的開始。事實上，中國人的大意實在是過分了，就在這部完成于五代的《舊唐書》中，居然出現了《倭國傳》和《日本傳》並列的荒唐現象。兩篇文章的篇幅合起來不過數百字，對於倭國與日本究竟是什麼關係也描述不清。

　　唐昭宗乾寧元年（894年），日本宇多天皇詔令廢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內憂外患，隨後的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中日關係再次進入沉寂階段。直到宋代，兩國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間貿易和僧侶交流雖比以往有所發展，但單純追求利潤的沿海商賈與旨在傳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並不能根本改善中國對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狀況。

　　蒙古帝國的興起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為他們的征服目標，可元軍兩次渡海進攻相繼受挫。這裡要指出的是，若是對日本的自然環境、地理特點、國內守備等情報有更多的認識，元軍當不至於一敗再敗，至少應注意到登陸地和作戰日期的選擇。當然，南宋和高麗的降軍、仆從軍戰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元朝中日關係的特點是官方往來斷絕，民間商貿繼增，特別是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些專以海上貿易牟利的商團，在兩國都有利益，儼然成了“中日合資跨國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脅或阻礙，商團就可能蛻變成武裝勢力，這就是所謂“倭寇”的起源。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